其四，单就我国《票据法》这有限的两个可空白的记载事项而言，其规定也甚是粗糙。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据此有学者论到：如果没有补记空白的金额，则该支票因为缺少《票据法》第85条规定的应当记载事项，因而属于无效的支票。⑷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确定的金额本来是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此为《票据法》第85条所明定。但接下来的第86条又明确作出了例外的规定，将第85条的有关硬性规定“软化”了，允许在出票时不记载金额。出票时不记载金额的支票仍然有效，不作此理解则第86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刘甲一也认为，空白票据不因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之一而无效。

　　我国《票据法》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对于支票而言，收款人名称事项，在我国大陆票据法上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上则应当认定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此种差别之造就，全在于《台湾票据法》第125条第2款之推定规则之认可与否（未载受款人者，以执票人为收款人）。由此产生问题：两种做法，孰优孰劣？我国大陆有无必要采取台湾法上的做法？笔者认为，我国台湾法的规定确实值得借鉴，大陆立法应该允许收款人事项空白同时确立起有关的推定规则，理由有三：

　　其一，是商事交易便捷原则的内在要求：在一定情况下，交易当事人可能不想或不便或暂时不能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而同时有使用票据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收款人名称空白就因应了现实的呼唤，而推定规则则使这一空白得到了确定性的保障；

　　其二，禁止收款人名称空白，并不存在有力的反对理由，或者说，允许收款人名称事项空白，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由此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交易当事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

　　其三，符合国际票据立法趋势。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收款人名称空白之支票，即抬头空白支票，未经填补而使用，这在商事交易实践当中颇为常见的行为，效力如何，在票据法上找不到清楚答案。而且《票据法》第87条的规定更为令人迷惑：它未如第86条那样规定“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其立法用意何在？是否默认了“未补记前的支票可得使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此一态度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皆不允许抬头空白支票的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将金额空白和收款人空白作同样对待，与《票据法》将二者区别规定的态度是相悖的，或者说是与《票据法》相抵触的，非属妥当。⑸不仅如此，收款人名称补记前禁止其转让，此一规定的合理性也让人怀疑。

　　《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中明确规定：由支票而生之一切权利，因背书而转让，如为空白背书，执票人得再为空白背书或转让他人。正如有学者所言：未补充完全的支票，其效力不仅表现为票据权利移转的效力和担保的效力，同时也应包括补充权移转的效力，对于空白支票的善意取得者来说，应给予必要的保护，持票人可以依据票据外合意完成补充记载，行使该支票的权利。⑹故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的有关规定皆有欠妥当，宜按《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改进之。

　　注释：

　　⑴ 张高忠：《空白票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载于《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91页。

　　⑵ 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第87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支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⑶ 该案例及注释见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0年商事审判暨行政审判案例卷）》。

　　⑷ 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⑸ 王小能即持此见解，见《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⑹ 郑孟状、姜洪明、刘满达：《支票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