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索赔讲，国家的实际负担没有预料那么重，因为在当前环境下，放弃国家索赔的不少，索赔的有很多难处，索赔难比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难。索赔多年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如《羊城晚报》（2000/8/10）报道的洛阳陈红杰蒙冤4年，至今在讨说法。国家责任并不是采取国家机关错了主动认错赔偿的方式。

我国赔偿标准采取了“一刀切”计算方式，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计算是方便了，但不考虑实际情况，用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是因小失大。“因为追求效率的程序设计牺牲实体公正，与人民法院努力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不符。”（最高院　　
我国1963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冤狱补助费问题的复函》中一律不补发；1985年9月13日劳动人事工资局《关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的复文》采取基本补发工资。当然补发工资因每个人的工资不同补发的标准也不一样，当前采取全国一个标准，每日33、25元对广州的人员与兰州的人员的生活分量是不同的。日本、台湾地区都没采取一个数额，何况我国地域广阔生活与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的现实也决定了全国一个数额标准有失正义，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补偿目的。

二、我国人身自由权的民事赔偿标准
人身自由权没有在《民法通则》中确认，所以过去有的认为人身自由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政治权利，具体保护方法主要依靠《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保护。随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家赔偿法》对人身自由权的立法承认，当前人身自由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经没有争议了。
关于民事赔偿却还是个漏洞。按法理上有权利就有救济原则讲，只有人身自由权，却没有民事赔偿的理论与规定，就如同事物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该事物，不存在民事领域的人身自由权。
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定罪处理，并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规定，但因民事法律就没有侵害人身自由权赔偿规定导致无法实现，也没有检索到一起这方面的案例。在单纯民事领域，有关人身自由权民事赔偿标准的案例和研究文章还没有检索到，虽然现实中多次出现为了讨债扣押人质、非法拘禁的案件，如福建某县法院对两人为讨债非法拘禁债务人，被判有期徒刑，但也没有受害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报道。（2001年01月10日人民法院报） 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人身自由例子南方某外资企业，禁止职工周末外出；某矿工医院领导未经本人和家属同意派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强制住院医疗38天，医院结论为：“未发现明显精神症状，故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1988/5/28安徽法制报）等等， 一方面侵犯人身自由的民事案件并不鲜见，另一方面对具体的赔偿问题，却难以见到，由此对此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