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民事司法解释肯定了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法》应参照该规定赔偿。

　　2、 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同时可能侵害相关权利——对该第三人负有必

　　要生活费的，就是因为侵害受害人自由权时，同时侵害了该被扶养人的扶养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此制，即采扶养丧失说的主张，认为不法侵害他人致死，如果死者生前对于第三人负有扶养义务，则加害人对该第三人负有必要生活费的赔偿义务，就是因为加害人侵害受害人生命权时，同时侵害了该被扶养人的扶养权利。”(《人身权法》P223)我更愿意把被扶养权当作一定情形下的附属权。 借用这种在民事领域生命权的赔偿范围理由，我认为同样适用人身自由权的赔偿，在侵害人身自由权时，尤其是错误关押一年以上的侵害，在限制人身自由期间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由自己承担不符合法律正义，况且即使赔偿的话，也仅赔偿必要的生活费——《国家赔偿法》的生活费标准是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标准，也就是说仅够维持生活需要的水平，赔偿的标准是比较低的，不会大幅加大国家的承担。德国《198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3项规定：“因死亡、身体的完整或健康受损害以及被剥夺自由时，受害人对第三人未尽其依法在家务上或职业上应负担的义务而造成的损失，以定期赔偿。”该条对间接受害人不仅进行了赔偿，而且对间接受害人的范围做了扩大的解释，包括家务上、职业上的受害方。

　　其次，国家采取限制或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权时，对社会公开的方式是拘留、逮捕、判刑等涉及一个人的名誉、荣誉。但问题一是实践中很少判决同时侵犯了民誉权、荣誉权，承担方式上很少判决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有的案件明明是国家机关错了，也判决国家赔偿了，但就是对受害人要求的赔礼道歉不支持，匪夷所思;二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即使认定构成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的，没有金钱赔偿的法律规定，这是它的缺陷。

　　(四)、立法者对赔偿标准的意旨。

　　在《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第一 ，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适当的弥补 ;第二， 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务能够负担的状况 ;第三， 便于计算， 简便易行。”即理论上采取国家有限豁免的补偿原则不是赔偿原则;其次考虑赔偿负担能力情节;还要方便赔偿机关计算。

　　世界上，国家赔偿标准分全部赔偿、补偿、慰抚三种赔偿原则。我国虽然立法者试图采取补偿原则，但具体立法标准与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挂钩的结果，实际采取了象征性慰抚原则，这造成立法目的与立法条文脱钩。如果坚持国家补偿原则，应修改《国家赔偿法》的第二十六条规定。我认为，目前阶段采取补偿原则是适宜的。慰抚原则深受国家豁免论的影响，具体赔偿不是国家责任有限豁免而是国家责任基本豁免。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与国家的目的与作用学说发展等展示了国家责任全部豁免、基本豁免的落后，尤其国家赔偿理论的世界发展更让人们对国家赔偿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当前国家补偿责任的发展也促使国家赔偿责任向全部赔偿原则发展，试想，如果国家征收等合法行为都采取国家补偿原则，而对违法行为却采取低于合法行为的慰抚赔偿标准，情理不符。

　　关于赔偿考虑国家负担能力问题，过分担心了国家的财务负担状

　　况，也过分估计了老百姓的索赔积极性和索赔能力。据 ，深圳的国家赔偿基金 内蒙古

　　赔偿考虑侵害人的负担能力是越来越被接受。但在国家赔偿案件中，因为我国的错案追究赔偿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导致赔偿由国家全部承担的结果。这实际上豁免了“错误执法责任”。如果说执法难面有错，那很容易理解“补偿”原则，目的鼓励执法，吸引优秀人才。但手我握权力的执法者，《国家赔偿法》也赋予了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也是可以免掉许多赔偿数额，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公认的法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不能免责，即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全部赔偿”。何况《国家赔偿法》已经确立了国家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者的追究赔偿责任，国家没有多掏那部分钱，实际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者承担了“全部赔偿-补偿”的差价，国家负担没有加重，国家承担的还是“补偿原则”，但对受害人来讲是全部赔偿，如果国家机关不追究故意或重大过失者的责任，那是国家的事，不能以自己不去追偿就来抗辩对受害人少陪，这明摆着是让受害人承担了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违法者的责任了吗!这真么能够实现《国家赔偿法》的法律功能：救济、惩罚、预防。没有惩罚，救济不够，避免错误执法的“预防”功能，提高执法水平又从何谈起呢。

　　从另一方面索赔讲，国家的实际负担没有预料那么重，因为在当前环境下，放弃国家索赔的不少，索赔的有很多难处，索赔难比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难。索赔多年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如《羊城晚报》(2000/8/10)报道的洛阳陈红杰蒙冤4年，至今在讨说法。国家责任并不是采取国家机关错了主动认错赔偿的方式。

　　我国赔偿标准采取了“一刀切”计算方式，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计算是方便了，但不考虑实际情况，用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是因小失大。“因为追求效率的程序设计牺牲实体公正，与人民法院努力实现公正、效率的司法价值目标不符。”(最高院

　　我国1963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冤狱补助费问题的复函》中一律不补发;1985年9月13日劳动人事工资局《关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的复文》采取基本补发工资。当然补发工资因每个人的工资不同补发的标准也不一样，当前采取全国一个标准，每日33、25元对广州的人员与兰州的人员的生活分量是不同的。日本、台湾地区都没采取一个数额，何况我国地域广阔生活与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的现实也决定了全国一个数额标准有失正义，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补偿目的。

　　二、我国人身自由权的民事赔偿标准

　　人身自由权没有在《民法通则》中确认，所以过去有的认为人身自由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政治权利，具体保护方法主要依靠《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保护。随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家赔偿法》对人身自由权的立法承认，当前人身自由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经没有争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