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诉讼期间，原告巫才谦申请法院调取了 2003年9月24日，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北站支行星汉路储蓄所，原告田玉芳的取款9万元的单据5张，被告高琴存入自己储蓄卡9万元的单据一张。载明： 2003年9月24日，原告田玉芳在中国农业银行行成都北站支行星汉路储蓄所，从自己的定期储蓄存折、活期储蓄卡上分别提取现金4万、5万元，取款单据上有四处“田玉芳”的签名，同日，在同一储蓄所，被告高琴向自己的银行卡内存入9万元。取款单据、存款单据，银行操作序号分别为rdlb0041、rdlb0042，银行操作员均为许扬、洪普。

　　原告巫才谦申请对原告田玉芳取款单据上“田玉芳”的签名是否为高琴所书进行鉴定，法院予以准许。鉴定结论为：金额为5万元、4万元的定期、活期取款单、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各一张中的“田玉芳”签名字迹，除4万元取款凭条右下角的“田玉芳”外，其余三处“田玉芳”签名字迹是高琴所写。

　　被告高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 2003年9月24日，向自己储蓄卡上存入9万元与本案无关，并且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存入储蓄卡上的9万元就是原告田玉芳当天在同一储蓄所提取的9万元。

　　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表明， 2003年9月24日，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北站支行星汉路储蓄所，原告田玉芳取出了自己的定期储蓄存款5万元、活期储蓄存款4万元，两笔取款单据共有四处“田玉芳”签名，其中三处为被告高琴所代写，一处原告田玉芳认可系自己书写，上述签名能够证明原告田玉芳、被告高琴二人共同办理了取款事宜;被告高琴在自己的储蓄卡上存入9万元，原告田玉芳的取款、被告高琴的存款是两笔连号业务，银行操作员相同。一般情况下，两笔连号业务时间间隔较短，特别是城区的储蓄机构，况均为相同的银行操作员。该证据能够推断出如下事实： 2003年9月24日，原告田玉芳、被告高琴二人同到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北站支行星汉路储蓄所，原告田玉芳取出自己定期储蓄5万元、活期储蓄4万元，取款由田玉芳、高琴共同完成，完成取款后，在间隔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在该储蓄所同一柜台，负责办理原告田玉芳取款业务的许扬、洪普二人又为被告高琴办理了存款9万元的业务。被告高琴并未提供所存入9万元存款的其他来源。本院认为，该证据虽尚未达到清楚证明被告高琴存入自己储蓄卡的9万元就是原告田玉芳所取出的存款9万元的程度，被告高琴提出了反驳，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上述证据虽然不能清楚证明原告的该主张，但能反映出原告主张成立的可能性大于不成立的可能性，对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