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可以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引起再审，再审裁判生效后，还可以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再审，如“湖南长沙市某法院发生一起案件诉讼十八年，裁判二十次，法院反复再审多次，最后再审维持原初审判决的事例。①“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申诉的期限未作限制意味着当事人终身的申请权”。②
6. 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
按照我国三大诉讼法对申请再审之诉的法律规定，只要对于生效判决提出再审申请，就应该必然地引起再审的审查程序，这是再审区别于一般申诉的标志。但在现实中，申请再审提出后，也不必然引起复查程序的立案，或者是立案后并未及时的开展审查工作，使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审权利得不到实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并未相应地明确与申请再审权利相对应的诉讼义务。对申请再审人怎样行使其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应受到如何的限制和约束，都未规定，导致再审申请人随意、滥用再审权，甚至无限申诉，违反了程序的安定性与裁判的既判力。
三、困惑或矛盾的根源
申请再审之诉作为诉权得以确立，本是现代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而这种诉权的确立，必须要有相应的严格的、科学的制度加以保障，否则，只能使申请再审之诉流于形式。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立法，相对于一、二审程序立法而言较为混乱，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申请再审权利及其保障程序设置上的缺陷，加上再审启动机制混乱，造成了立法规则上的不和谐和冲突。一方面当事人申请再审难，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对生效裁判所谓公正性和稳定性之间把握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程序运作混乱和操作困难。“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疑应当限定较为严格的条件，因为再审毕竟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要稳定生效裁判的效力，就必须防止再审程序通常应当由当事人提起。”可见，现行审判监督制度这种两难困境和难以调和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主义与再审提起的职权主义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将无法彻底进行。
四、重构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诉讼法与实体法的相互关系被经典地界定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极端化的‘程序工具主义’。而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虚无主义。”①
极端地坚持程序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后果往往是承认甚至鼓励裁判者为实现正确结果而不择手段――不考虑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公正性、合法性。“法律程序既然只是为了实现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而存在，那么也同样可以为这一目的而牺牲，这也是从程序工具主义理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②
(一) 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
“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③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的取向，近年来不少学者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已达成了某些共识，也有学者提出了“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诉讼价值的取向，甚至提出在法的价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优于正义和其他价值”④
1. 程序公正
“博登海默将正义表述为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⑤公正在传统法理学中被认为法律的唯一目标或功利价值。关于程序公正的内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们的回答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内容。“但是程序公正的观念和标准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们要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相适应，并受制于一个社会的法律传统，人们很难提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和社会的公正理想。”⑥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民事诉讼程序主体对程序本身的需求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因素，我们可以归纳为“法官中立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等。
2．程序效益
效益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只涉及纯经济学的内容，其所回答是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应如何进行理性的选择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诉讼立法同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无法拒绝受经济功利规则的影响和支配。经济分析原理与诉讼法律关系之间的融合导致了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观的产生。波斯纳将经济学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即诉讼所达到的理性选择。就是以最小可能的资源化费来达到预期目的的理性选择，从而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经济系统的其他领域。“程序效益的内涵就仅仅及于其经济价值的体系，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程序效益所要考究的是尽可能以最小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诉讼效益”。①
“司法本身是一种时间和资源有限性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不允许当事人无限制地收集和提交证据，给法院并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法院进行审理。”②
我们应当重新设计再审程序和司法实践中程序效益原则，应当始终注意把握。作为再审，必然要消耗相当的物力、人力、财力以及时间资源。这些资源的消耗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从公正的角度上来讲，对于错误的裁判应当予以纠正，但从效益的角度来看，“实现公正要以最小的投入来保障，而现行诉讼法忽略了程序的效益，重要的表现在于判决缺乏终局性，启动再审主体过多，时间上的限制也不严格，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也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③
3． 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的价值往往被归纳为程序公正的范畴，博登海默就在讨论正义与安全时称：“尽管有着秩序无需要的讨论中，我们把安全需求的问题置于中心地位，但是人们却始终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的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而已”。④“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的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⑤如果法律秩序不表现为一种安全秩序,那么它根本不能算是法律,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程序,当然也就谈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因此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的首要价值取向。
程序的安定性包含两个层次的安定,即程序规范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终结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安定要求，终审判决一旦作出，不能随意地重新启动程序，对该案件重新审理或撤销该判决。这不仅能够充分地维护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而且也可以确保各方及时地摆脱讼累。“判决一旦做出，法官就不再是法官，既使法官从他处理的争议中摆脱出来”。①当事人也从侵扰中恢复安宁和自由。“如果一种争端解决程序总是因同一事项而被反复启动，它是不能成为程序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