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扭转当前某些官员 “乱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须尽快从制度上扫清公开每笔财政金的收支障碍。那种每年一次的代表像赶集般 “会审”财政预算报告的方式，已严重滞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监督所需。

　　周明华

　　原卫生部部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高强日前发表自己对政府预算公开相关问题的看法，认为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支出并不太高，公务员工资偏低。他还称，在预算报告中讲清楚“三公”(公车、公宴、公楼)支出，仍存在困难。 (6月17日《新京报》)

　　这则新闻抓眼球的指数很高，短短几个小时后，网络跟帖如潮。不知高副主任是否有点开网友评论的习惯，若有，不知看到网民一边倒的批评之声后作何感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固然较多，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高副主任虽然得出了我国行政成本不高的结论，却没有支撑这一结论的颇具说服力的数据。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到2006年已接近30%;而同年的日本仅2.38%、英国4.19%、韩国5.06%，印度为6.3%，美国为9%。投入到教育与医疗上占GDP的比例呢?中国是 3.8%，印度 19.7%，美国21.5%，日本23.3%。

　　而在官民数目之比上，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0，2006年的官民比却升至1：26。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好愿景，变成了一直停留在嘴巴里的一句空话。近一二十年来，公务员考试一直火爆，有些公务员岗位甚至出现近五千人争一职的场面。之所以如今的知识分子不再愿意到企业创新创业，之所以官员冗员，说到底，还是干部“能上不能下”、“公务员饭碗的铁性一直未熔化”的官本位意识恒久羁绊，是公权法制化监管之缺。

　　事实上，不管是专家还是百姓，无不对“三公”消费的难以公开感到忧心，这显然不是高强以一句“基础不具备”就能化解的。什么叫基础不具备?难道公开官员“三公”消费不是进一步夯实公权监管的法制基础?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曾大声疾呼，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单官车出行和吃饭招待就达6700亿;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年至2003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增幅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则从50亿升至7000亿，增长87倍;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140倍多。

　　要扭转当前某些官员 “乱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须尽快从制度上扫清公开每笔财政金的收支障碍。那种每年一次的代表像赶集般“会审”财政预算报告的方式，已严重滞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监督所需。理当改 “会审”为 “常审”，做到 “一款一审”，这样方能动态而及时地挤兑掉 “预算水分”。国家应当从网络评论这个行政透明调查表中再次读出危机意识，尽快找到行政透明的切入点，促使各地各部的“国账”变成玻璃柜。当然，高强目前所居之位也决定了他在这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