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话题其实都是重复而又必须重复的，譬如：“标准”。

　　标准，标准，又见标准。个性与权利缺失的年代里，标准不是“必须”而是“必然”，总有一些“国标”、“年标”、“禁标”在撩拨着我们的眼球，而以发生学的角度审视之，标准的背后，又总是探头探脑着一些模糊不清的权力面孔。

　　“模糊不清”不是单一的表情，好比其就可以解释为：因为权力是傲慢的，所以标准是蛮横的。对于大多数城市穷人，汽车太奢侈，而摩托车又太非法，那么轻便、环保、经济的电动车，无疑是“最适合的第二双脚”，如今看来，这双脚也可能步履趔趄。因为就在近日，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出台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简称“电摩国标”。“电摩国标”明文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众多车主必须经过考驾照、上牌、买保险等一系列冗长手续才能骑电动车，而“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将划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城市交通管理的升级自当举双手赞成，电动车的隐性忧患市民也是有目共睹，问题是“电摩国标”为何来得如此“意外”?评论人胡艺显然疑窦丛生，他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评论，条条陈列了自身“不解”：电动车本身并没有原罪，如有问题也是管理不力的问题;如把相关电动车划入机动车范畴，将有2000余家电动车生产企业变成非法企业，超过500万就业工人面临失业，近亿人出行受到影响。文章卒章显志，胡艺一抒心中疑问：事关上亿民众出行权的问题没有征求普通民众意见，如何服众?

　　另一评论作者肖华并不想止于一吐心中块垒，他虽深知“给电动车制定‘国标’很有必要”，但更想剔肉见骨，洞察“电摩国标”背后的权力发生心态。肖华说，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只有制定标准的权力，电动车的合理认定标准究竟是什么，恐怕不但涉及标准的问题，还涉及法律、交通、群众出行、厂家利益等多方面问题。在这么多问题上，由国标委一家来说了算，无论如何都是欠妥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越权”与权力傲慢——这篇文章刊登在《河南日报》上。

　　倘若说“电摩国标”发生于权力的傲慢心态，那么另一场在教育管理者和家长之间对峙开来的“年龄标准”，又让公众嗅到了什么样的权力发生味道?关于“不满6岁的儿童能否入学”的公众争议，教育部最近先是在网站上答复说：学校在优先保障年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的前提下，可考虑接收将满6周岁的儿童入学。蹊跷的是，教育部的网站随后撤下了这个答复。

　　答复一发一撤，“年龄标准”一否一肯，王理在《河南商报》上称教育部含糊之举背后的发生心态为“骑墙”。网民的提问是一种诉求，不是没有道理。儿童在入学上，年龄上晚一两个月，相差几天甚至一天，有多大的区别?重要的是教育部不应“含糊其辞”，把球踢给了学校。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大人折腾孩子，但孩子是无辜的。这种“骑墙”的权力发生学心态认定，得到浦江潮在《燕赵都市报》上的应和。他说，儿童入学年龄就应该一刀切，教育部所要做的，不是朝三暮四，而是要加强宣传，让家长明白孩子晚上学并不是坏事。

　　权力“骑墙”不为行政正义所容，所以也从来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权力发生心态，此次教育部的模棱两可也不例外，评论人也看到了权力发生心态背后的“发生体制”。如李妍就在《中国商报》上一针见血地说，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前，无数渴求优质教育的家长挤破了头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否松绑年龄其实并不是教育的本质问题。关键在于，在有限的教育资源面前，我们如何设计一套科学的评判体系，以界定是否入学的标准，保证教育的公平，防止寻租之手肆意掠夺有限的教育资源，否则恐怕只能让“是否松绑孩子入学年龄”永远成为无解的命题。

　　而当“公布标准”无法成为一种“标准”，这种“标准的禁止”又算不算得上一种另类的标准?公务员考试刚结束，不少关心考试结果的考生却发现该“国考”每年只公布分数和分数线，不公布正确答案，考生无奈慨叹：“这‘国考’不太透明!”相关部门则解释为是为了避免猜题、押题。

　　本被称之为“玻璃房子里的竞争”的公务员“国考”，却露出了“不公布标准答案”的不雅尾巴。舆论对此反应一片哗然：如果自诩的“公平”遭遇现实的灯下黑，那么解密“国考”试题就必须成为一种公开接受外界监督的开放姿态，也必须成为一种必须支付的透明成本。这是“必须”，也是“警醒”：其实相似权力的心态大都殊途同归，不流于傲慢与“骑墙”，生成淹没于口水中的“标准”，就流于防卫过当，发生成无法成为标准的“标准”。

　　——这绝非危言耸听，却是偏颇权力的注脚，以“标准”的发生学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