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我国反腐败的斗争实践密不可分。毛寿龙教授在谈到行政许可法产生的背景时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行政许可法是我们党和政府在行政领域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总结，并与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同步发展。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这一年是我国政府发展的第一个转折年，政府主要进行机构、人员的精简工作。在当时，我国的政府机关庞大臃肿，仅国务院就有近九十个部、委、局，无法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的要求，同时也与发挥政府在改革开放中的职能发生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到1989年，这一阶段，政府主要进行物资分配改革和物价改革，物资分配由政府分配走向市场配置，产品价格由计划时代政府定价走向“双轨制”。在当时几乎每一个部、委、局都有对物资的分配权，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票证，价格行政管制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中央政府逐步取消一些商品的政府定价，实行政府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第三个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政府进一步改革，将部、委、局数量裁减至四十多个，整个中央政府公务员人数在5万人左右。经过三次政府改革，我们才认识到政府权力走向了审批化。与此同时，中央纪委把行政审批改革作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进一步转变职能，中央进行政府改革主要抓了三件事-人事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审批制度改革。关于行政审批制度，各级地方政府进行了相关改革。河南省焦作市政府花3亿元盖了一幢政府大楼，政府所有部门都集中在这一大楼里进行审批，审批一个项目在一个楼内就能办完，而且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都很好。在总结反腐败斗争和政府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行政许可法呼之欲出。

　　［三］

　　从学者们对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回顾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法律从来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这句格言的魅力。立法如此，那么法律实施呢？接下来的问题是，仅靠立法方面的努力能否实现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目标。

　　关于行政许可法未来实施的危险和障碍，周汉华教授指出，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还会有“挂牌”等许多问题。现实的危险是，行政部门在规避许可法后，又创造出很多新的办法。在我国主要还是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大环境下，行政许可制度如何协调发展？取消大量行政许可是否会引起创设更多许可？体制上的冲突对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提出了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既得利益怎么办？既得利益因许可丧失后会出现反弹，因为利益很难取舍。既得利益过去大多是通过新体制向旧体制的赎买过渡的，许可法则不同，它采取的是强行把原有利益分割出来的办法，而非赎买。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利益主体是否同意？我们又拿什么来赎买使之放弃利益？这种既得利益的反弹，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许可法的实施。

　　“审批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轻管理、重审批。行政许可法是针对审批制度制定的，但与此同时却留下了疏于管理的漏洞。”毛寿龙教授指出，政府审批权集中后，审批机关中其他赋闲的人怎么办？社会如何安排这些人？如何从审批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我们制定了那么多好的规则，但随之而来的挑战并不能使我们轻松。毛寿龙教授认为，短期内仅靠法律文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只有让每一个个人为自己的自由承担责任，让公共秩序符合自由的原理，行政审批才不会扩张。

　　一个制度设计的良好初衷，在立法完成以后，其运作环境至关重要。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贡献必将载入史册，但它未来的实施更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