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B1385/200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等法院破產案件編號2006年第13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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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欠債人黎慧玲的事宜
有關債權人黎錦安的單方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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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關淑馨公開聆訊
聆訊日期：2007年3月30日
判案書日期：2007年3月30日
判案書
1.這個破產呈請，由黎錦安先生提出，要求頒令黎慧玲女士破產。
2.呈請基於區域法院在民事訴訟編號2003年第1167號（簡稱“1167號案件”），對黎女士作出的3個訟費命令，詳情如下：
(1)2004年5月31日，陳江耀法官命令黎女士，支付黎先生當天審訊及因押後審訊招致的一切訟費。訟費評定證明書在2005年6月22日發出。聆案官裁定，須支付的訟費為HK$53,649.00。
(2)2005年2月26日，黃慶春法官拒絕黎女士在2004年10月23日傳票提出的申請，命令她支付黎先生在這申請的訟費。訟費評定證明書在2005年8月27日發出，須支付的訟費是HK$46,088.67。
(3)2005年5月3日，高勁修聆案官命令黎女士，支付黎先生當天耹訊的訟費，並以整數評定有關訟費為HK$3,000.00。
3.上述3筆訟費，合共HK$102,737.67。由於黎女士沒有支付，2006年1月5日，黎先生對她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在同日下午3時半以面交方式送達給她。在本席席前2006年8月3日的聆訊，黎女士表示不會就償債書的送達，提出爭議。送達償債書的律師行職員，也就此提交了兩份有關的誓章。本席確認，償債書的送達是妥當的。
4.在《破產規則》指定的時間內，黎女士並無申請撤銷償債書。她是在呈請書存檔的3個月後，才首次提交申請，要求把償債書作廢。
5.呈請書存檔的日期是2006年2月27日，同日，以面交方式送達黎女士。
6.黎女士在這破產訴訟，一共存檔了14份文件。此外，她還提交了一個獨立的文件夾。她在2007年1月和3月存檔的文件，是未經法庭許可的。雖然如此，本席都審閱過這些未經許可提交的文件，並加以考慮。黎女士提交的文件，形形色色，本席不打算在此一一敍述，需要強調的是，對於黎女士在各種文件的申述，及她提交的文件證據，本席都已給予充份的考慮。
7.至於黎先生方面，除了他確認呈請書內容的誓章，只提交了一份實質的誓章。此外，他的律師呈交了3宗在區域法院民事訴訟存檔的有關文件。
8.由於破產訴訟的焦點，是黎先生追討的債項，有沒有實質的爭議，和黎女士依賴的交相申索，是否可信和實質的申索，故此本席只需審視雙方呈交誓章的證供（就黎女士而言，包括了她以不同名目，向法庭提交的文件），毋需聽取口頭的證供。
9.就呈請書追討的債項，本席認為不具有實質的爭議。3個有關的訟費命令，黎女士並沒有提出上訴。該等命令和有關的訟費評定證明書，是有效的裁決。黎先生作為判定的債權人，有權向黎女士追討，包括申請她破產。黎女士指稱，法庭命令她付對方訟費，是由於她之前聘請的律師，不按照她的指示，向法庭提交她認為重要的文件，這並非是她的過失，律師需就此負責，她已向香港律師會投訴。法庭對黎女士作出訟費命令，她便有法律責任，向黎先生償還評定的訟費。她是否可向第三者追究或索償，是毫不相干的。
10.黎女士在2006年6月1日，存檔一份名為「和解協議書」的文件。這份文件，並非是達成的協議，只是黎女士的提議。她提出願意分四期，從2006年6月至11月，逐步清還訟費命令所欠的款項。
11.黎先生拒絕了她的還款建議，本席認為此舉並無不合理之處。黎先生對於分期還款有保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參看Readebtor(No.32of1993)[1994]1WLR899at910Bto911B）。事實上直至今天，黎女士也沒有償還分毫的欠款。在多份存檔文件，她承認基於種種理由，沒有能力還款。
12.剩下的議題，是黎女士的交相申索。如果交相申索是實質和真誠的申索，涉及黎先生和黎女士雙方而並非任何第三者，金額又不少於呈請書追討的債項，根據既定的法律原則，如無特殊情況，法庭應該行使酌情權，撤銷或擱置破產呈請，以待雙方首先解決交相申索的紛爭（參看ReBayoilSA[1999]1WLR147）。問題是黎女士提出的交相申索，是否符合上述的法律原則。
13.本席首先敍述並無爭議或不應有爭議的事項。
14.1994年10月31日，黎女士成立了一間貿易公司，承接訂單，委託工廠生產飾物，名為In-FormatCompany（簡稱“IFC”），她是全東。1996年3月7日，她成立了一間有限公司，名為In-FormatCompanyLimited,中文名稱是「新意念有限公司」（簡稱“IFL”），業務性質與IFC相同，黎女士是大股東及董事。
15.2002年1月18日，黎先生透過黎女士的前男朋友鄭國強（簡稱“鄭先生”）介紹，入資IFL，與黎女士簽訂「合夥協議書」。黎先生同意，以HK$600,000.00購買黎女士在IFL持有的其中3,000股，是發行股本的三成。兩人並同意在2002年2月及3月，各自每次貸款HK$300,000.00給IFL，作為營運的資金。如果黎先生在協議的兩年內自願退出，他沒有權利討回購買股份的HK$600,000.00，只可以向IFL追討HK$600,000.00的的貸款。黎先生履行了協議，購買IFL的部份股份，又貸款HK$600,000.00給公司，他成為了IFL的股東及董事。
16.與此同時，黎女士一直經營IFC的生意。黎先生宣稱這是違反雙方的「合夥協議書」，IFC繼續經營，他是毫不知情。在2002年2月至12月期間，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IFL深圳的辦事處工作。
17.2002年12月31日，黎先生和黎女士簽署一份「拆夥協議書」，黎先生同意從2003年1月1日起，辭去他在IFL所有職務及董事身份，日後IFL所有運作包括賬目調動，與他無關，他亦不需負任何責任。黎女士同意，「合夥協議書」提及黎先生借給IFLHK$600,000.00的營運資金，以下列方式，代替IFL履行對黎先生的承諾：
(1)於2003年1月份內，黎女士須以個人支票形式，支付黎先生HK$200,000.00；
(2)從2003年2月份至6月底，她須以個人支票（期票）形式分5期，每期支付黎先生HK$20,000.00；
(3)從2003年2月至2003年1月底（這可能是錯誤的日期，應是2004年1月底），若IFL營業額中純利部份超過或等同HK$500,000.00，黎女士須以IFL名義，支付黎先生HK$100,000.00。
18.協議書又訂明，若黎女士完全履行上述的承諾，雙方的「合夥協議」便完滿解除，黎先生須交接有關之賬目予黎女士，黎女士須承擔協議書所列出的購貨合同的餘款，黎先生則保證除列出的購貨合同外，其他合同的餘款，已在交接前付清。
19.2003年1月2日，黎先生交還給黎女士IFL的支票簿、簽署的電匯表格，和深圳辦事處的賬目，換取了黎女士開出的6張個人期票。
20.這6張支票在到期日都不能兌現，原因是黎女士對銀行發出指示，停止支付。
21.2003年3月3日，黎先生對黎女士發出傳訊令狀，展開了1167號案件的訴訟。黎先生所追討，就是6張支票面額總值HK$300,000.00的款項。這宗官司，原本是簡單不過的，至今四年，仍未解決。
22.訴訟初期，黎女士由律師代表，在2003年10月存檔第二次修改的抗辯書和反申索，是由大律師草擬的。提出的抗辯理由，是對方施加經濟上的脅逼，黎女士是在非自願情況下，才簽署「拆夥協議書」及發出6張個人支票。再者，黎先生沒有履行承諾，把IFL2002年所有的單據及收據交給黎女士，和提交IFL2002年的會計報告。故此，黎女士沒有責任支付HK$300,000.00給黎先生。反申索只是要求把「拆夥協議書」作廢，並裁定該6張支票無效，沒有提出任何索償。
23.案件原定在2004年5月31日，由陳江耀法官審理。黎女士沒有律師代表出庭，她要求把審訊押後，和准許她再修改抗辯書和反申索。陳法官批准了申請，但命令她須支付對方因審訊延遲而招致的所有訟費，並須即時支付，這就是黎先生追討的訟費其中一項。
24.黎女士在2004年5月31日，提交她第三次修改的抗辯書和反申索，在2004年10月4日，又提交了一份新的第三次修改的抗辯書和反申索。兩份狀詞，除了一些形式上的差異，內容是相同的。黎女士在她的修改狀詞，提出這樣一個新的抗辯理由。黎先生在IFL申報的報銷單與實數報銷不符，虧空了IFL人民幣810,110.74。在簽署「拆夥協議書」時，他隱瞞了欠IFL上述的款項，訛稱IFL仍欠他HK$600,000.00，騙取黎女士的同意，以HK$300,000.00代IFL清還HK$600,000.00的欠款，故此，「拆夥協議書」和她開出的個人支票是無效的。
25.2004年10月23日，黎女士再次聘請律師，申請要求加入IFL作為1167號案件的第二被告。黃慶春法官在2005年2月26日拒絕了申請，命令黎女士即時支付黎先生在這申請的訟費，這也是黎先生追討其中一項的訟費。
26.2005年5月3日，黎女士要求第四次（嚴格上似乎是第五次）修改抗辯書和反申索。高勁修聆案官批准了申請，但命令黎女士須即時支付黎先生HK$3,000.00的訟費，這就是黎先生追討的最後一項訟費。聆案官雖然在2005年5月批准了修改狀詞，黎女士卻在整整一年後，才提交及存檔第四次修改的抗辯書和反申索。匪夷所思的是，實質的內容與2004年5月和2004年10月提交的狀詞，大致上並無兩樣。
27.2005年12月30日，黎女士在區域法院，對黎先生提出兩宗新的民事訴訟，案件編號是2005年第6544號（簡稱“6544號案件”）和2005年第6559號（簡稱“6559號案件”）。前者是以IFL名義提出，後者是以她個人名義提出。這兩宗訴訟，原告人都沒有律師代表，故此狀詞是黎女士撰寫的。
28.在6544號案件，IFL指稱黎先生虧空公司公款，虛報IFL支出費用，並由他一人審批付款，離職時又沒有做好交接工作及賬目，把公司電腦的伺服器移去，導致公司損失訂單和客戶資料被盜，IFL追討的賠償，總共金額是HK$658,734.68。
29.在6559號案件，黎女士指稱「拆夥協議書」並無法律效力；即使有效，黎先生也違反了該協議，因為他在2003年2月20日才向公司註冊處呈交文件，辭去董事職務，又沒有交還完整的會計文件。IFL也沒有欠下黎先生任何款項，反之，公司虧損達HK$1,291,882.28，扣除兩人注入的HK1,200,000.00營運資金，仍欠數HK$91,882.28，黎先生應分擔IFL損失的一半，金額是HK$45,941.14。黎女士向黎先生索償，她因黎先生非法行為及違約所受的損失為HK$500,000.00，但在她的「申索陳述書」，卻沒有任何解釋，該HK$500,000.00索償是如何計算。
30.黎先生在6544號和6559號案件，在2006年4月28日提交了抗辯書，否認所有指稱。
31.黎先生在2006年10月26日發出傳票，要求剔除6544號案件和6559號案件的申索陳述書，理由是黎女士沒有合理的訴因，和官司是瑣屑無聊、無理纏擾或濫用法律程序。聆案官在2006年10月27日指示排期聆訊這申請，又指令把1167號案件、6544號案件和6559號案件的開審前審核聆訊押後。據本席了解，剔除申索陳述書的申請，迄今尚未審理。
32.黎女士對黎先生提出的指稱，就像雪球一樣愈滾愈大。本席只敍述了黎女士在三宗民事訴訟提出的指稱，這還不是全部的指控和索償。如前所述，在破產訴訟，她向法庭存檔了14份文件，又加上一個獨立的文件夾，提出她在民事訴訟未有提出的索償。在2007年1月及3月最後提交的文件，索償的金額竟增至HK$8,176,499.02。
33.本席詳細審讀過黎女士撰寫的文件和提交的文件證據，認為她依賴的交相申索，存在以下幾個根本問題：
(1)有多項的申索，例如虧空IFL的公款，申索人是或理應是IFL，並非黎女士本人；
(2)有多項的申索，追討的對象不應該是黎先生本人，而是黎女士指稱的下列人士或公司：鄭先生、高昇鋁質製品有限公司、高昇工程有限公司、RightopConsultantsLtd、東莞市虎門鎮路東經濟聯合社。本席理解據黎女士指稱，這些公司是屬於鄭先生和黎先生的，但在法律上，公司是獨立的個體，黎先生本人不需負上公司的法律責任；
(3)有多項申索，特別是黎女士文件清單附表一所列舉的申索，指稱IFC的款項，被「盜入」到IFL，本席不認為有充份的事實基礎。這些指稱盜用的款項，IFC的支票，據黎女士承認，都由她簽署。她不能以個人臆測，而推論黎先生須就一些她認為有疑點的開支負責。
34.黎女士指稱黎先生在2002年注資和加入IFL，是有部署和有組織的商業罪行，藉此清洗他和鄭先生以前盜用IFC款項的罪證。本席認為這是黎女士的憑空推斷。2003年3月，黎先生提出索償後，黎女士在她的抗辯，引入了形形色色的反申索和交相申索，本席不認為這些是具實質的真誠申索，裁定她沒有合理的理由，去撤銷或擱置破產呈請。
35.呈請追討的債項，並無爭議，又沒有實質的交相申索，本席認為在此情況下，必須對黎女士作出破產命令。呈請人在破產訴訟的訟費，將由破產人的資產支付。
（關淑馨）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呈請人：由梁堅律師行轉聘區曉嵐大律師代表出席
欠債人：黎慧玲女士，親自應訊
破產管理署：獲准豁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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