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之界限

    左某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下午４时许，驾驶载重量为１０吨的大货车行驶时，因车轮上的泥土弄脏道路而被某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保洁养护工熊某、徐某、李某三人拦下。双方发生争吵后，左某欲驾车离开而向前行驶，熊某等人即在车前拦阻。此时，徐某离开车辆欲用垃圾车来挡住该车，左某误以为在车子右侧的熊某亦已离开车辆，而仅剩在车头左侧跟着车辆奔跑的李某，遂继续慢速行进，在行进中将熊某撞倒而致其死亡。

?审判结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左某主观上没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行为属过于自信的过失，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评析意见?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其理由是：被告人作为一名驾驶员，明知车前有人阻拦的情况下强行开车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仍有意放任，构成间接故意杀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提出被告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于这样一起在对被告人犯罪主观心理态度的判断上较难界定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当着重把握以下两个关键点：

    一、准确把握间接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分要素

    间接故意杀人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的过失致人死亡主观要件的区分，是准确把握两者界限的重点。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并非积极追求该结果的发生。两者的区别在于主观心理态度不同，这一主观心理态度上的区别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预见。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的预见都是一种可能性的预见，如果是必然发生而实施行为，则是直接故意杀人。但显然两者在预见可能性发生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虽然预见到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主观上认为不会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发生可能性的程度并没有判断，在主观上他更关注的是另一个特定目的的实现。这一区别点可以作为区分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的要素之一，但从实践来看，认识因素更多的表现为主观心理活动，较难认定。因此要把握两者的界限，更重要的还是要把握意志因素。

    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对所预见到的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一种主观愿望。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行为人都不希望和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但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的。而间接故意行为人并没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持一种放任的态度。

    在把握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的界限上，对“放任”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在把握两者界限上经常容易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准确理解两者在意志因素上的区别，还必须对“放任”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虽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但不设法防止其发生，而是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二是行为人这种放纵结果发生的态度，是因为其希望借助其行为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的愿望过于强烈，使其达到不计较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例如行为人为逃避追捕而加速行驶，而放任可能撞死路上行人的后果发生。又如行为人为了毒死某甲在其饭菜中下毒，而放任可能毒死与某甲共同进食的某甲儿子的后果发生。反观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并没有被较强的特定目的所驱使，只是基于主观上对危害结果不会发生的心理预期而实施了行为，只是因为其判断错误而发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二、准确运用证据及客观事实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

    要在个案中形成对行为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的判断，仅仅从理论上掌握了两者区分的要素还是不够的，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运用个案中的证据及被证据证实的案件客观事实，分析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从而准确得出定性结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判断，不能过于依赖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的供述只能作为判断的论据之一。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并不是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心理事实，而是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及行为人心理事实，运用法律规范进行评价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对于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死亡的，其主观心理态度是属于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必须运用各方面证据和事实综合判断。

    本案中，被告人左某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熊某死亡的后果，而被告人并不希望和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其关键争议点在于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从本案的证据及认定的案件客观事实来看，被告人实施行为时对可能产生危害结果是有预见的，但他认为车速较慢，且两人已离开，一人始终在跟车奔跑在其视线之中，因此被告人在主观认识因素上的判断是不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较大，并非对发生危害结果可能性的程度不作判断。而被告人逃避清扫工作这一行为目的，结合其车速始终较慢和感觉异动后即紧急刹车，说明被告人在主观意志因素上并非为强烈的特定目的驱使而不计后果，而是具有避免后果发生的愿望，只是因为判断过于自信，从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

唐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