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鄱阳模式”实践与思考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实践必须充分与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区发展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湖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提出了重点发展新型工业、突出抓好生态农业、发展鄱阳特色文化等新举措，以促进生态和谐、民主文明、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的“鄱阳模式”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发展实践。
【关键词】“鄱阳模式”;新农村建设;农民权益;生态和谐;制度架构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内容，生态建设问题日益为大众所关心、思考、探索。2008年3月5日，温家宝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 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 。”各地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协调推进农村各方面的建设。鄱阳县积极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参与生态县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实现发展建设从政府单一投入到多方投入，走出了一条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旅游与湖区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深入研究和探讨鄱阳发展模式对于区域新农村建设将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鄱阳模式”的内涵和发展基础分析
　　
　　（一）鄱阳县发展基本情况简析
　　
　　鄱阳湖因鄱阳县而得名，鄱阳县因鄱阳湖而扬名。鄱阳县水网密布、湖泊众多，生态良好、资源丰富，是闻名遐尔的鱼米之乡，素有“珍禽世界”、“候鸟王国”、“银鄱阳”等美誉。历史上，鄱阳县是赣东北、皖西南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重要的交通枢纽。鄱阳城作为历代州府治所，是江南著名的贸易港口城市和物流中心。特色自然资源，形成了特色产业经济，积淀了特色历史文化。鄱阳魅力在湖，潜力在湖，希望在湖。实施“中国湖城”发展战略，是建设生态文明，使鄱阳在短期发挥跨越式发展的提速优势，长期保持永续发展的领先优势，实现鄱阳在环鄱阳湖城市群[1]快速崛起的最佳选择。
　　
　　中国湖城发展战略是以生态良好的湖资源为重要依托，以打造“中国湖城”品牌为努力方向，以建设湖产业名城、湖文化名城、湖旅游名城、湖宜居名城为核心内容，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发展战略。目前鄱阳县把生态建设作为新的亮点和开拓领域，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把产业发展、旅游文化、氛围融合进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它既可以丰富鄱阳湖区发展的内容、类型，开拓发展的空间，也能带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二）推进“鄱阳模式”的发展基础
　　
　　“鄱阳模式”在最近几年的迅速崛起，不仅是新农村建设大背景的促进，更是基于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促生力。
　　
　　第一，文化底蕴深厚。鄱阳自公元前221年建立番县，历为州、郡、路、府首县，西汉以在番水以北称番阳，东汉改为鄱阳，鄱阳湖因此得名。鄱阳素以“泽有蒲鱼之饶，山有林麓之利”为东南富庶之州；“帆墙四达，山贾辐辏”的“吴楚间一大都会”。鄱阳镇人文蔚起、人才辈出。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陶侃；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饶州知府；唐“大历十才子”吉中孚饮誉江南；被称为“苏武第二”的洪皓，其子爱国名臣、文学家洪迈著的《容斋随笔》，毛泽东随身携带四十春秋。鄱阳镇不仅是历史悠久的一座城镇，而且有光辉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时这里是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地；1921年原最高人民法院筮杨秀峰在鄱中任教期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原化工部长彭涛，在此开展学生运动，以配合北伐军北进。
　　
　　第二，区位条件独特。鄱阳处鄱阳湖东岸，昌九景鹰等大中城市中心，与发展势头强劲的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连接便捷。江西六大港口之一的鄱阳港正在改造升级，千吨级船舶可经鄱阳湖直通长江。
　　
　　第三，发展资源丰富。鄱阳县拥有国土总面积4215平方公里，人口145万，是环鄱阳湖15县市中最大的县，全县有劳动力资源90万人；耕地108万亩，山地234万亩，水面142万亩，绿色生态资源明显。境内水系发达，水网密布，有名称的自然和人工湖泊530多个，特别是拥有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面的13.7％；矿产资源莹石、花岗石、瓷土、石灰石、媒、金、钨等储量和品位符合开发要求，具有较大开采价值。
　　
　　第四，生态环境良好。鄱阳湖开放的水文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排污净化能力，对调节水体水质和发展用水量大的现代化产业群有着重大引导作用，是发展现代农业、休闲娱乐和旅游业的理想之地。区内水质都在二级以上，林木覆盖率达到38.1％，全球95%的候鸟种群都栖集鄱阳过冬，是世界著名的生态湿地和候鸟保护区。
　　
　　第五，产业基础扎实。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鄱阳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已初具规模；鄱阳工业园区为省级工业园，目前已开发7平方公里，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标准件产业逐渐积聚成势，以风电和生物质能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填补了江西空白。
　　
　　第六，湖城生机旺盛。全县有人口145万人，鄱阳城目前有18万长居人口，周边外延5公里范围内居住近50万人。鄱阳城已形成30平方公里框架，城市规划层次较高。[2]
　　
　　（三）“鄱阳模式”的初步实践
　　
　　在“鄱阳模式”的发展促动下，2007年，鄱阳县实现生产总值51.75亿元，较上年增长15.6％，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37：29：34优化为33：33：24；财政总收入30018万元，同比增长20％；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9亿元，同比增加63.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9.5亿元，同比增长1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亿元，同比增长17.2％；农民人均纯收入2410元，同比增长10.8％；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800元，同比增长12.5％；人口自然增长率8.95‰。达到上级规定指标。
　　
　　第一，开放型经济取得了新突破。完善了工业发展平台。完成了6平方公里工业园区“七通一平”的建设，园区的配套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全省唯一的“两型一化”试点220千伏变电站已建成供电；具有九大服务功能的现代物流园正顺利推出；依托高校资源打造的企业孵化中心主体工程已全面竣工；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扩大了鮰鱼养殖基地规模；电镀集控区、职业技术学校已建成，商贸中心正在建设之中，荣获首届“江西投资环境最优县”称号。有70多家企业正在建设之中，36家企业已投产，初步形成了绿色能源、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产业雏形。创新了招商方式，招商引资由营造氛围向注重实效转变，由政策优惠向环境优化转变，由引进资金向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转变，更加注重引进科技型、成长型、环保型项目。
　　
　　第二，农村经济得到了新发展。在2007年，粮食仍夺得丰收，粮食总产达91.2万吨，同比增长1.3％，再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水产品总量12万吨，同比增长了7.1％；肉类总产4.3万吨，同比增长39％；造林绿化15.5万亩，被确定为全省泡桐种植示范区、全省泡桐育苗基地。全县省级龙头企业新增1家，达到3家；市级龙头企业新增6家，达到19家。新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35个，成立各类农业专业合作协会98家，农业专业合作社23家，全县注册登记涉农企业453家。拥有无公害农产品28个，绿色食品48个，有机食品49个。出口创汇企业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先后获得美国食品安全认证、欧盟卫生注册等国际市场“准入证”。全面推进348个试点村建设，有1.8万户实现改水，2万户实现改厕；推进了以交通水利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硬化通村公路350公里。推进了五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面启动了130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推进了城市防洪工程改造，完成了沿河圩除险加固一、二期工程建设，组织实施了饶河泵站、鄱湖灌区、安全饮水等项目。
　　
　　第三，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突破。认真落实了温家宝总理关于切实保护鄱阳湖“最后一盆清水”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了鄱阳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采取了分级负责，多方联动，依法查处，加强监管，严格考核，建立机制等方法，重点治理了乱围堰、乱栽树、乱采砂、乱排污行为，有效保护了“母亲河”。加强了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率先与省爱鸟协会合作筹建“鄱阳湖世界爱鸟类基金会”，与省林业厅合作共建候鸟保护观测站。推进义务教育助学保障、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等“民生工程”建设，开展了农村社会治安混乱地区集中整治活动，充实了综治联络特派员队伍，加强了与鄱阳湖区周边县市的联谊联防，落实了领导信访包案责任制、信访接待制和责任追究制，把大量的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了社会政治稳定。大力推进企业改制工作，开展了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前期工作，并先期解决好场编教师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理性分析：鄱阳模式的建设导向发展
　　
　　（一）权益保护：鄱阳模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1]在法律上权利和利益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就简称权益。农民权益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农业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和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没有农民利益的适度增长，就谈不上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就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业剩余的衰减，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所以，保护农民权益就是维护社会其他主体权益。而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农民权益，其逻辑基础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机制，通过利益机制来平衡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群体的保护。农民权益含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两个基本方面。经济权益在农民权益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政治权益又深深地影响着经济权益，成为经济权益实现的保障。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离不开政府管理主体的完善。即强化以县乡两级政府为基础管理主体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的责任，合理架构农业经济活动管理主体。政府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和法规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各种与农民权益相关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者。在实践中，要强化政府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第一责任主体的责任及责任意识，特别要对现有县乡两级农业经济活动管理主体采取“精简、高效、统一、规范”的要求去完善架构，防止政府及其管理主体直接或间接异化成侵害农民权益的力量。由于政府管理主体的变迁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对现有管理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并对乡镇政府的政绩采取科学的评价方式，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并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使政府成为保护农民权益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保护的主体。政府要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实现工农业平衡协调发展来保护农民权益；通过增加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加速农民公共事业的发展来保护农民权益；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实现依法治农来保护农民权益。
　　
　　鄱阳县于2008年初提出《中国湖城·鄱阳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拟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工作自2005年自行试点至2007年，累计建设试点自然村632个，29个乡镇，302个村委会，86679户，381233人。累计投入资金达1.786亿元。其可喜变化如下：一是农村环境变得更加优美。采取“专人管护、定期清运、属地管理、各方参加”和“理事会＋保洁员”的运行模式，建立了卫生保洁制度，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是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优化。以村庄整治为切入口和突破口，以有限的奖补激发农民把“六改”作为一项硬指标来完成。并大力推行“三改”，全面推进“四普及”，基本实现了美化、净化、绿化、亮化。三是农民增收渠道增广。结合“个十百千万”工程，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村村都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并因地制宜地落实了发展举措，各地特色产业发展迅猛。同时，举办了20余期由企业经理、种养大户、新农村理事会长参加的学习班，为农民发展提供了科技指导和智力支持。四是农民文明创建活动变得更加丰富。积极推进“八进村”活动，通过开展“文明卫生户”、“五好家庭”等群众性创评活动，全面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等等。而这些具体政策的出台正是对权益保护的全面体现。
　　
　　（二）发展利益：鄱阳模式发展的外在动力
　　
　　一定利益的追求是人们对于获得满足相关的各种外部客观可能性条件需要的动力，这种需求及其表现出的利益追求就成了权利的动力之源。以农民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农业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前提，也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农村进步都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农民利益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动因。首先必须明确农民的发展利益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农村内部产生的发展利益，其二是外部对其的利益供给。只有先构建发展民主，才能发展利益。发展民主从主客体发展的现实载体出发为农民权益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时空载体，即农村社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前提下，发展权成为了人权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其实质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促进农民权益从平等生存权向平等发展权转变的保护思路成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新课题。而实现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其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构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系统理论。从实际出发，以系统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视野，致力介于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间的中层理论架构，即社区发展权理论，以促进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社区发展权是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主体发展权和客体发展权融合实现的时空载体基础上，以社区形式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发展权利的总和。与农民的发展利益相对应，社区发展权主要从两个层面实现，其一是外部发展观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发展权利。社会发展权理论中的政治要素，主要在于以实现发展民主，促进农民政治权益保护，以农村社区内的民主实现农村民主自治，另一个层面通过社区发展来实现农民参与全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具有平等的选举投票权等，这是实现社区发展权的政治保障。而经济要素是以农民平等的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与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联系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乡村的反哺，甚至在制度涉及中可以考虑非对称优惠原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进行倾斜保护[2]。
　　
　　鄱阳县提出要在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中开始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其一，转变思想观念，把上项目、要资金，“政绩工程”政绩观，转变为办实事，重管理，建“民心工程”的服务观。把以领导为中心搞开发，包办项目的家长作派，转变为以农民为中心的合作开发的民主作风。其二，转变工作方式，深入宣传中央及地方农业综合开发方针政策，认真听取农民群众及基层干部的意见，了解人民群众亟需解决的问题，让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和评判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该两项“转变”充分体现了对农民社区发展权的保障，保护了农民的发展利益，即是保护了社会整体的发展利益。
　　
　　（三）生态和谐：鄱阳模式发展的软性张力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人类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增长的同时，大自然也出现了种种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征兆，例如全球变暖、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使得人们不由得开始重视环境问题，有的国家已经在宪法中把环境权列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虽然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但是为保护环境而停止发展同样是错误的。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保证。经济发展尤其是物质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环境保护就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已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战略、新的发展方式。[3]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问题。如果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不复存在，那么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将步入良性轨道。所以我们主张既进一步发展经济，同时又要保护环境，既要强调发展权，又不可忽视环境权[4]。
　　
　　鄱阳县立足于该区域的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新型工业和生态农业。工业园区利用绿色能源产业的优势，推进鄱阳新型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利用鄱阳工业园区平台，以工业发展带动经济的稳步发展，并保持鄱阳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或我们的环境。由此可见，生态即含有“家”一样和谐的，美好的意思。而要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城市和环保城市群建设，就要积极完善循环经济模式。现今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生态系统功效低。所以建设现代农业，完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已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湖城?鄱阳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发展举措。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是转变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优化、科技含量增加、质量效益提高的基础上逐步达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目标。二是节约利用土地、淡水、能源和用材等重要资源，建立规范的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三是用节约资源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行为模式。在生态建设方面加大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长期以来各地农业依据自己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条件，形成了特色的产业和产品，这些都可以继承发扬，像刺绣、剪纸、年画、戏曲等有形的、无形的传统文化都可开发成现代产品，也可开发成为旅游等新的产业。鄱阳县的湖文化建设就是充分依据自身天然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历史积淀。
　　
　　三、制度架构：“鄱阳模式”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鄱阳模式”的发展定位
　　
　　“鄱阳模式”的发展仍需秉承一定的发展思路、目标与重点。第一，构建鄱阳湖区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模式的总体思路。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总揽湖区农村经济发展全局，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增加湖区农民收入、提高湖区农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高湖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实现湖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突出发展蓝色湖泊经济、突出加强鄱阳湖治理、突出拓展非农就业为重点，走鄱阳湖经济一体化发展道路，努力构建鄱阳湖经济圈，为建设“富裕、秀美、文明、和谐”具有湖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二，构建鄱阳湖区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目标。中国湖城·鄱阳建设主要是从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塑造品牌为办法，按照江西新型工业基地、生态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集散基地，国内外著名的生态旅游休闲胜地的定位部署产业，发展特色化湖产业，建设湖产业名城；塑造个性化湖文化，建设湖文化名城；塑造差异化城市形象，建设湖旅游名城；打造生态化城市环境，建设湖宜居名城，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整体推动鄱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湖区建设既要秉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念与方针，又要充分发挥鄱阳湖区的政策、科技、人才、文化、资源优势，在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与改善，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把鄱阳湖区建设成适宜的人类生产、生活基地。第三，环鄱阳湖区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模式确立的发展重点。以突出发展蓝色湖泊经济提升湖区农业，以突出加强鄱阳湖治理安稳湖区农村，以突出拓展非农就业致富湖区农民。即突出发展蓝色湖泊经济提升湖区农业，鄱阳湖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从人与水争地转向主动退让与水和谐相处、保持湖区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突出加强鄱阳湖治理安稳湖区农村；突出拓展非农就业致富湖区农民。致富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民的关键在于不断拓展“非农”就业空间，使农民离开土地、告别农业。
　　
　　（二）“鄱阳模式”的发展原则
　　
　　第一，鄱阳发展和区域发展相依托的原则。环湖地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经济－人文综合体，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将鄱阳建设纳入环湖建设体系，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省市规划，突破行政区域界限，树立整体大开发的理念，坚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巨大的发展乘数效应，互动多赢。
　　
　　第二，湖城建设和中长期规划相衔接的原则。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决定了投资额的大小和回收期的长短。而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又要实现区域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这就要求鄱阳城生态建设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从社会、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的特征出发，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合理保护和增值资源，实现农业系统能量合理流动、物质良性循环、资源永续利用、经济持续增长，建立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系统。在加快典型带动的同时，要与中长期规划相得益彰，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鄱阳全面发展目标。
　　
　　第三，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促进的原则。鄱阳湖区生态建设应同时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为此，要牢固树立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观念，切实维护环湖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区域的近期和长远发展、整体和局部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综合和永续利用，环境质量的不断优化，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逐步提高。
　　
　　第四，彰显特色和产业共荣相统一的原则。农业资源在种类、数量、质量和组合上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必须因地制宜，建设鄱阳湖区重点是利用湖资源，发挥水资源，挖掘生态品牌价值，形成产业特色，构筑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高地，促进县域经济崛起。同时，还要重视相关产业，民生行业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建设特色鲜明，和谐共生，全面发展的新鄱阳。
　　
　　第五，突出重点和统筹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以鄱阳城为核心布局产业，充分发挥鄱阳城及其他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完善和搞好小城镇建设规划，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鄱阳城和中心镇集中。坚持发展小城镇与移民建镇、移民扶贫、工业园区建设相结合，与发展农村服务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相结合，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安置农民就业、带动农村发展、提高农民增收的能力。
　　
　　第六，政府指引和市场驱动相配套的原则。重视政府在湖城建设中的规划、引导和服务作用，进一步扩大开放，借助于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搞活。抓住国家全局性开放开发的拓展机遇，建立开放式和多元化的湖区经济，加紧改革自身不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以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能够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又可积极引进外资的灵活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培植一批高效益和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企业集团，尽快形成相对完整的产品系列，并扩大与外商合作开发的领域。
　　
　　（三）“鄱阳模式”的发展举措
　　
　　第一，致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湖产业名城。首先重点发展新型工业。继续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增强园区的承载能力和吸引力，提升工业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力。以绿色能源、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机械制造四大产业为主，培育强势企业和集群企业，形成鄱阳特色工业品牌，实现由资源主导型向技术、资金和劳动密集型协调发展转变，由中间产品为主向终端产品和消费型产品对接的转变，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培养工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以工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崛起。其次，突出抓好生态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数量型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继续推进农业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进程，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支持农业龙头企业项目建设，大力实施“个十百千万”工程，以鄱阳湖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龙头，加快特色生态农业发展。提升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渔业经济竞争力。加快绿化造林进程，推进速生丰产林栽植，提高森林覆盖率。
　　
　　第二，致力培育鄱阳文化品牌，建设湖文化名城。首先，发展鄱阳特色文化。进一步传承、丰富、发扬鄱阳湖特色文化，充分展示鄱阳文化的独特魅力，开发文化景点，搭建文化平台，丰富文化创作，加强文化宣传。结合历史文化发展实际，用好用足“中国戏剧之乡”品牌，实施“六个一”工程，挖掘整理文化积淀，弘扬时代文化主旋律，推出文化精品。突出湖文化“开放、合作、展示”主题，定期举办各类文化节、艺术节、旅游节等大型活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其次，加大文化教育事业投入。加大文化领域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加强对文化事业的经费保障，加快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鄱阳湖博物馆，戏剧演艺中心等文化场馆。加强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不断培养“四有”公民。调整优化城乡中、小学校网点布局，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建设一批设施完备的优质义务教育学校。推进优质高中工程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第三，致力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建设湖旅游名城。首先，加快打造旅游景区。加强旅游开发规划，利用鄱阳湖品牌、亚洲最大湿地、千湖之县等优势资源，按照优化发展中心市区、重点发展白沙洲景区、全面发展生态村镇景区的发展思路，重点建设鄱阳湖白沙洲候鸟景区、鄱阳湖湿地景区、鄱阳古镇景区、军民水库宗教生态景区和滨田水库生态休闲景区等五大景区。选择特色湖泊作为重点开发景区，建设鄱阳湖湿地公园、水生动植物园、国际垂钓中心、度假山庄等重要旅游景点，逐步把鄱阳建设成为江西山水游的“水”世界，国家级休闲度假基地，世界级湿地和候鸟公园。其次，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突出天蓝水清、树秀花艳、鸟美鱼鲜、湖甲天下的湖城特色，加强对文物古迹、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发挥旅游业游、购、娱、食、住、行六要素功能，建立独具湖城特色的旅游产业体系。加强同国内外旅游业界的合作，与周边景区一道打造“名山、名水、名城、名村”环鄱阳湖旅游精品线路，积极参与赣、皖、浙景观资源和旅游市场的整合，培育并建立以长珠闽市场为基础、华中及港澳台市场为补充的旅游市场体系。
　　
　　第四，致力构建生态人居环境，建设湖宜居名城。首先，要提升中心市区城市竞争力。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优做美中心城市。按照“一城三区”布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形成水陆交通便利、产业发展配套、公共设施齐全、生活环境舒适、通讯信息发达的城市体系。注重景观开发和综合治理，围绕城内湖泊开发和沿河改造，建设临湖、临河的“亲水宜居生态社区”，把鄱阳城核心区建设成宜居商贸休闲水城。加强核心区与工业园区、白沙洲景区的一体化建设，将园区、景区建成促进经济腾飞的两翼，把鄱阳城建成功能完善、产业发展、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市。其次，要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按照中心城区、亲湖乡镇区域带、湖山结合区域带、亲山乡镇区域带的划分，明确发展定位，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加快形成小城镇群。用城市发展的理念规划集镇、规划村庄，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向园区集中，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规范农民建房行为，加大村容村貌整治力度，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小城镇和生态文明村。
　　
　　第五，致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区域经济生态圈。推进鄱阳湖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是一项互利共赢的举措，也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促进区域经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创新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有关各方应当与时俱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推动鄱阳湖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合力，加强联系和磋商，不断深化鄱阳湖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视野的协调合作，谋求共同发展。鉴于鄱阳湖区发展地域特点，区域协调发展可选择互补型战略合作联盟的形式，具体可从下述三个方面展开：建立科技教育及劳务领域的互补型战略联盟，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科技创新合作和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建立以优化湖区资源、实现共赢发展为目的的互补型战略联盟，实现各泛湖区周边的联合与合作；建立区域生态合作联盟，进一步提升鄱阳城核心区的生态辐射和带动作用。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向和路子。鄱阳县实施的“中国湖城”发展战略，充分依据了自身湖资源的优势，并抓住了生态建设的核心，走的是稳定民心、发展与环保并举的可持续发展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地制宜的体现。从总体上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与时俱进、内涵丰富且不断变化的崭新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村生态环境遭到威胁的双重情况下，如何运用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新的发展模式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迫切需要通过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来加以深化与落实。[6]“鄱阳模式”大幕初启，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鄱阳模式”这个生态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闪光点，将为江西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破解“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曹俊，男，湖北当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吴薇，女，江西鄱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注释】
[1] 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20-126.
[2] 李长健，伍文辉.基于农民权益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J]．法律科学，2006（6）：33-40.
[3] 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445-447.
[4] 李艳芳.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95-101.
[5] 李长健，曹俊等.农村社区对自然资源保护的优化与可持续利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123-124.
[6] 郭杰忠 黎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6（6）：217-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