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毒品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对我国稳定的影响

【出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2期
【摘要】中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之一，且与恐怖主义活动存在紧密的联系。毒品犯罪和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相互交织，不仅破坏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该地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因此，我国有必要强化禁毒执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加强国际合作，建立预防中亚毒品渗透的协作机制，以有效控制中亚地区毒品犯罪。
【关键词】中亚毒品；恐怖主义；协作机制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是联接亚洲、欧洲的陆上走廊，古代“丝绸之路”横穿这里，使该地区在历史上一度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站，是东西方文化、商品的交汇处，发挥着特殊的作用。[1]然而，中亚地区的这种优势到如今却成为一柄双刃剑。武器、毒品走私在这里找到发展和运输的方便通道，使武器、毒品走私有力推向周边的国家，促使中亚成为走私之道。其中毒品的扩展已成为中亚目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毒品问题是随着原苏联解体而在中亚逐渐凸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安全问题。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在国际贩毒集团的操纵下逐步变成全球毒品贩运网络的主要通道之一。整个中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据联合国官员在2004年“丝绸之路国家的禁毒斗争”研讨会上透露，阿富汗的毒品有65％—70％是经独联体南部各国运出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阿富汗毒品“出口”的转运国，每年阿富汗生产的一半以上的毒品经由这3国运出。[2]目前，中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之一。[3]尤其是，毒品问题与中亚地区甚嚣尘上的“三股势力”紧密结合，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如果相关国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而是听之任之，则中亚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必然遭遇新的变数。

　　一、中亚毒品问题的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一极与多级矛盾加深，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政治与经济、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宗教冲突、民族纷争、地区冲突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大量增加，这些都为毒品犯罪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适宜的土壤。

　　中亚地区的毒品走私和种植有相当长的历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基本上消灭了毒品的生产和消费，只有在少数地方还保留着合法的种植区，以供医学之用。苏联解体以后，处于阿富汗——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地与世界上最大最富的消费市场——俄罗斯和西欧之间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迅速成为世界上生产和走私毒品的主要地区之一。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事务办公室报告，俄罗斯海洛因的95％和欧洲海洛因的70％—90％都来自阿富汗。

　　中亚地区的毒品犯罪主要为毒品走私犯罪。主要毒品的查获数量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从1997年到2007年均在4吨以上，2000年，鸦片和海洛因都有大规模的增长，因而毒品的查获数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超过13吨。长期以来，阿富汗的制毒、贩毒活动十分猖獗。虽然毒品的源头是阿富汗，阿富汗海洛因生产占世界产量的75％，但是其中65％经中亚走向国际市场。据报道，2003年世界海洛因的1／3和欧洲海洛因的95％都来自阿富汗收获的鸦片，全世界有1000万人吸食阿富汗鸦片[4]。通过贩卖海洛因，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每年可获得的巨额利润高达2800万美元。尤其是毒品问题，不仅已严重影响中亚各国的社会治安，而且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相结合，成为影响地区安全、酝酿冲突的巨大能量。罂粟种植在阿富汗屡禁不绝，据联合国禁毒署专家提供的数据，阿富汗2000年的鸦片产量占世界的70％，2004年的海洛因产量为420吨，占世界产量的87％，而被查出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走私的毒品占阿富汗毒品非法输出的24％（而专家估计的包括未查出部分的总量占60％以上）[5]，中亚各国及俄罗斯已成为向欧洲及世界毒品走私的重要走廊。

　　2000—2007年在中亚五国截获的鸦片数量（单位：公斤）[6]（略）

　　在2000年以前，中亚的毒品查获总数中鸦片占据决定性的比重，1997年，中亚地区的查获的海洛因的比重不到3％。随后，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急剧膨胀后，从2001年开始，鸦片查获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查获的海洛因却逐年上升，到2002年接近70％。2003年，光是塔吉克斯坦一国查获的海洛因数量就接近3吨。[8]2004年中亚地区查获的海洛因数量则达到6吨的新高。这说明海洛因逐渐取代鸦片成为中亚地区最主要的毒品。[9]塔吉克斯坦也成为“金新月”[10]毒品在中亚地区的毒品集散地。2005年，由阿富汗贩卖至塔吉克斯坦的毒品达2吨。

　　中亚地区不仅是天然的贩毒通道，本身也种植、生产毒品。中亚地区的气候适宜种植大麻等毒品植物，每年可制成300吨鸦片。传统的鸦片种植区域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野生大麻则广泛生长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的楚河流域等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大麻的主要产地。曾提供苏联80％的合法鸦片，占世界的16％。直到1974年，苏联开始禁止鸦片生产，中亚五国独立以后，吉尔吉斯才结束了合法种植。苏联解体以后，鸦片种植又死灰复燃，2002年吉尔吉斯的罂粟种植面积就比2001年扩大了近一半以上。地理和气候条件与吉尔吉斯相似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是适合种植大麻和罂粟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罂粟种植面积早在1991年就已经达到1000公顷以上。罂粟种植在塔吉克斯坦极为普遍，尤其在巴达赫尚自治州和帕米尔山区。[11]哈萨克斯坦的官方统计显示，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已经形成毒品生产基地，种植制毒的土地面积达100万公顷，特别是南部地区大面积种植大麻，每年可以生产14.5吨印度大麻或4、5吨左右的大麻素。[12]但是这些毒品的生产主要是供当地人消费，并不存在走私获利的目的。

　　尽管毒品作物的种植规模和数量都有扩大的趋势，但中亚各国还不是主要的毒品生产国，毒品的跨境走私在中亚地区的毒品犯罪中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

　　在国际毒品贩运网络中，中亚地区的角色是阿富汗毒品贩运的过境地区，该地区99％的鸦片和鸦片制剂（包括鸦片和吗啡等）来源于阿富汗。中亚地区由于普遍的贫困、容易渗透的边界和崎岖的地形、腐中亚毒品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对我国稳定的影响败的执法和政府机构以及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日益成为毒品贩运到欧洲、前苏联地区以及中国的“便利通道”。[13]

　　目前，从阿富汗贩运毒品到欧洲的主要路线有四条：第二条，由阿富汗北部进入塔吉克斯坦，经哈萨克斯坦进入西欧；中亚国家转运和输送毒品主要有四条路线：第一条，从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省经过土库曼斯坦，然后再经高加索进入土耳其，这一条路线以运输鸦片为主。第二条，从阿富汗北部进入塔吉克斯坦，经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进入西欧，主要运输海洛因。第三条，从阿富汗北部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经塔什干、莫斯科进入西欧，也以运输海洛因为主。第四条经阿富汗北部进人塔吉克斯坦、经哈萨克斯坦进人西欧，也是运输海洛因。其中，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这四条通道上的重要中转地。阿富汗一中亚各国一欧洲贩毒通道是“金新月”毒品走向国际市场的主动脉。此外，贩毒分子可以从阿富汗的任何地方很方便地通向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国家。

　　二、中亚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如上所述，中亚毒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对国际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一特别是周边邻国。中亚毒品和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毒品消费、艾滋病毒的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不但对中亚各国本身、而且还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毒品消费国带来一系列麻烦。在“金新月”地带，“东突”组织与“基地”等恐怖组织一起。向中亚地区贩运毒品，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以筹集活动经费，可见毒品犯罪和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相互交织，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不仅破坏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该地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近年来，中国日益感受到了来自中亚地区毒品的压力，尤其是中亚的毒品犯罪与三股势力互相勾结，直接危及我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中亚毒品犯罪直接地破坏了我国的边界稳定，危及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宁。中亚毒品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毒源问题，它已经发展成为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

　　在我国各个省市中，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漫长的边境线和跨界的民族宗教联系，极易被国际毒贩看好，而对于东亚地区的贩毒网络来说，新疆正成为与阿富汗毒源地相通的连接点。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边界线长达3300多公里，有17个一类开放口岸，被称为我国开拓中亚市场的桥头堡和重要门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毒贩利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把我国作为毒品过境国。新疆作为我国毗邻“金新月”毒源地最近的省区，首当其害。早在1991年6月4日，新疆查获了第一起来自于中亚的毒品走私入境案件。随后，随着阿富汗鸦片产量的大幅增长和多条由阿富汗地区通往我区的国际贩毒通道逐步被打通，流入新疆境内的“金新月”海洛因随之剧增，并在迅速抢占新疆的毒品交易和消费市场，直逼甚至超越传统“金三角”海洛因的市场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警方在向中亚开放的口岸累计查获海洛因913千克、鸦片79千克、大麻32千克，并截获流向境外的醋酸酐66吨、安非拉酮60.6万片。

　　从“金新月”毒品向我国的走私渗透情况看，时间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91年至2004年和2005年至今。自1991年6月4日新疆查获第一起“金新月”毒品走私入境案件到2004年，新疆有关部门在各口岸共查获毒品案件二十余起，缴获“金新月”海洛因、鸦片和麻烟共127.55千克，查获走私出境易制毒化学品醋酸酐66吨，精神药品安非拉酮80.6万片。

　　进入2005年之后，我国警方查获的中亚毒品走私入境案件开始大幅攀升，对我国的危害逐年升级。2005年新疆警方破获“金新月”案件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缴获海洛因14.215千克，2006年上升至2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6人，缴获海洛因65.14千克，分别是2005年的2.67倍、3.29倍和7.17倍。2007年，又破获“金新月”案件2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人，其中外籍犯罪嫌疑人29人，缴获海洛因147.386千克，大麻4 848千克，缴获的毒品数量已超过2006年全年的总和。2008年，新疆警方共破获“金新月”毒品走私贩运案件2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名（其中外籍人员16名），占全年抓获贩毒嫌疑人的2.5％；缴获海洛因95.74千克，占全年缴获海洛因总数的66.3％。

　　2006年，新疆公安边防总队破获的“12·17”阿富汗籍人员希尔·穆罕默德（Shir Mohanmmad）人体藏毒走私运输毒品案，缴获海洛因572.8克，就是由阿富汗喀布尔经阿富汗一塔吉克斯坦边界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再乘坐塔吉克斯坦航空公司的TJK114航班飞到乌鲁木齐市然后计划转道广州。2008年6月，乌鲁木齐机场海关连续查获了4起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毒品案件，这进一步表明境外毒枭已经将塔吉克斯坦至乌鲁木齐的“金新月”空港通道打通，贩毒网络已经形成。

　　2007年1月，新疆警方破获一起贩毒大案，所缴获的3 1公斤液体海洛因就是从阿拉山口口岸走私人境的。2008年1月26日，公安部门又成功破获一起走私贩卖“金新月”毒品案，涉案人员17名，缴获海洛因2.671千克。

　　2007年10月30日，新疆警方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警方的协助下破获一起境外贩毒集团利用集装箱，通过铁路向新疆走私渗透“金新月”毒品案件，缴获毒品海洛因67.5千克，大麻脂4848千克，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这是目前中国国内查获的最大一起“金新月”地区跨国走私毒品案件。新疆警方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警方的协助下，摸清了这批毒品的来源和贩毒集团所有情况，2008年3月6日，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哈里勒拉赫曼·阿卜杜勒·拉希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入境时被抓获。这是目前中国国内查获的最大一起“金新月”地区跨国走私毒品案件，该案被公安部列为2007年全国十大毒品案件之一。[14]

　　2008年1月26日，新疆警方破获一起境内外贩毒集团勾结走私贩运“金新月”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缴获“金新月”毒品海洛因2.671千克，毒资5万元，运毒车1辆，摧毁了一条由吉尔吉斯斯坦至我国的贩毒通道。

　　2008年1月至9月，新疆警方就已破获“金新月”案件2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3人（外籍犯罪嫌疑人29人），缴获海洛因76.232千克。从中可以清晰反映“金新月”毒品向新疆走私渗透的严重态势。

　　从我国警方近几年来破获的中亚毒品案件分析，中亚毒品向中国的渗透已不是过去的零星贩毒，而是国际贩毒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开辟通道，构建网络，正由潜在危险变为现实危害。境内外贩毒集团相互勾连，形成了境外指挥、中亚渗透、新疆中转和粤沪京集散的格局。

　　近年来，中亚毒品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加大，主要表现在：

　　1.“金新月”毒源地日益发展，鸦片产量已雄踞世界首位，紧靠我国新疆的中亚国家毒贩加紧了对我国的毒品渗透，从而，使得我国面临的毒品冲击与压力加大。阿富汗毒品销售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国家。中亚一俄罗斯一欧洲是其贩毒的主要通道。当前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与日俱增。一些原来通往欧洲的贩毒路线因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被暂时切断，或者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压力而被迫转向。作为毗邻中亚国家的中国，因境内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的拉动，[15]对中亚毒品入境形成巨大诱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西北五省毒品案件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在毒品犯罪中，大宗毒品案件同样以较快的幅度上升，刺激境内毒品犯罪，致使我国西部地区毒品犯罪活动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以新疆为例，过去，中亚国籍的毒贩是新疆涉外贩毒的主要主体，自从我国警方将检查重点放在了中亚籍旅客身上后，犯罪集团很快调整了策略，发现了新疆人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大量发展新疆籍毒贩参与国际贩毒活动。在中亚毒品形势的影响下，新疆境内的贩毒网络日趋完善。近年来，新疆公安机关破获的大量案件表明，新疆籍贩毒团伙与国际贩毒集团相勾结，开辟了“金新月”毒品入境、分流通道。他们以新疆为中转地，以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目的地，形成集购、运销一体化的贩毒网络，犯罪呈现组织化、集团化、规模化、国家化的趋势。

　　2.中亚贩毒活动与“三股势力”相纠结。

　　在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和毒品犯罪如同两个魔鬼一样形影不离、阴魂不散。阿富汗毒品大量流人中亚国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这些国家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俄罗斯边防军总司令康斯坦丁·托茨基将军说：“极端主义需要大量金钱。对他们来说，毒品意味着钱来得既快又容易，而且还一本万利。”[16]在中亚地区走私毒品也是当地恐怖主义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而且已成为长期破坏社会治安的首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控制了中亚的贩毒通道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财源。因此，恐怖势力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控制这一贩毒通道。1999年和2000年夏秋之交，“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先后两次在塔、吉、乌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发动大规模越境袭击行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制造边界地区的不稳定，分散安全执法部门的注意力，进而积压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近1.5吨毒品经中亚运出的目的。[17]

　　“三股势力”为筹集经费，与境内外贩毒集团相互勾结，在“金新月”地带，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向我国新疆地区大量走私、贩运毒品，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以筹集购买武器的资金和支付其开展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破坏活动的所需。新疆地区“三股势力”一直进行着秘密的恐怖袭击活动，而毒品问题正是其中的重要隐患。“三股势力”与毒品犯罪形成了共生关系，“以毒养恐、以恐保毒”的局面正在形成。2001年10月，新疆警方将1997年6月25日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并杀害喀什地区泽普县古里巴格乡12村支部书记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吾不力派孜·买买提明抓获。其于2001年7月先后以人体携带的方式，将毒品4550克分六次偷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从中获利34000余元用于其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经费。值得警惕的是不少恐怖组织被国际社会冻结其资产后，为筹措资金，贩毒活动势必会进一步加剧。2006年新疆警方破获的“9·1”专案，就是典型的涉毒、涉黑、涉恐的复合型跨国贩毒案件，共抓获该贩毒团伙主犯加帕尔·再依丁、马金奎等29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海洛因7502.3克、海洛因添加剂14千克、冰毒0.6千克和毒资96万元。该案境外毒枭阿迪力在哈萨克斯坦社会关系复杂，与境内外“三股势力”关系密切，经常为来往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分裂组织提供资金帮助。据了解，阿迪力还准备在阿拉木图市建立训练基地，并从新疆招募人员进行培训。此外，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监狱关押的危案犯中已经有几十人参与毒品交易，人数虽然不多，但问题的严重性早已不容忽视。资料表明，盘踞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民党”头目卡哈尔曼·霍加别尔迪尤夫已经派人入境组建贩毒集团，企图通过我边境口岸偷运毒品入境。“三股势力”插手新疆毒品问题，使新疆的毒品形势更为复杂，也使打击新疆毒品犯罪的斗争具有艰巨性、尖锐性和长期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中亚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影响应该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高度来对待。

　　3.中亚毒品渗透和蔓延必将影响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亚毒品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渗透与蔓延，尤其是贩毒活动与“三股势力”的勾结，对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构成巨大威胁。中亚毒品犯罪严重干扰社会正常经济秩序，毒品对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毒品泛滥、制毒贩毒业的盛行导致我国西部地区同毒品有关的犯罪案件急剧增加。多数吸毒者都是以贩养吸，也有相当一部分吸毒者为获取毒资走上盗窃、抢劫甚至是杀人的犯罪道路。2004年3月2日，新疆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偷运枪支入境案，在喀什地区伽师县境内缉捕犯罪嫌疑人李某，当场缴获从巴基斯坦偷运入境的仿“54式”手枪80支。该团伙先后7次偷运318支枪入境。据该团伙成员交待，做枪支生意危险性大，等这批枪支生意做完就改做毒品生意。他们已经将5公斤海洛因运到中吉边境，等2004年5月伊尔克斯坦口岸开关之后再将毒品偷运人境。毒品犯罪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其它类型的犯罪，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资金以及严密的组织。这也就使得毒品犯罪在中亚地区成为最基本的有组织犯罪形态。最近，在中亚地区出现犯罪团伙与跨国犯罪网络合并的趋势，同时，毒品走私的路线和犯罪网络还经常被用来走私轻武器、买卖人口，而且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走私的潜在组织。所以，中亚地区毒品相关犯罪也随之增长。毒品犯罪在犯罪结构中的比重显示出毒品犯罪日益猖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每23件犯罪中就有一件与毒品有关。但是到了90年代末，每10件就有1件与毒品有关。1993年以来，新疆破获的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数量逐年增长，年均占全部案件的75％。1991年新疆警方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05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82人，缴获海洛因1779克。而到了2009年新疆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80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95名，缴获海洛因59.06公斤。18年问，破获案件数、抓获犯罪嫌疑人人数和缴获海洛因的数量分别增长了14.1倍、9.9倍和33.2倍。

　　除了安全影响之外，中亚毒品也给我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UNODC估算，世界上使用鸦片制剂数量最大的国家和地区排名前七位的依次是印度（300万）、俄罗斯和东欧（230万）、中国（170万）、西欧（160万）、伊朗（120万）、美国（120万）和巴基斯坦（70万）。[18]与毒品贩运相伴随的是毒品消费问题，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毒品贩运开始之前我国西部地区就存在“传统毒品”的消费一如吸食鸦片和大麻，但是，中亚毒品的大规模贩运改变西部地区毒品消费的模式。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廉价海洛因的情况造成海洛因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毒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毒品消费的主要趋势是一方面毒品消费人数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是海洛因使用比例和注射毒品使用比例持续增加。例如，在1990年，新疆仅发现吸毒人员194人。从那以后，由于毒品走私在中亚地区的日益猖獗，新疆经历了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最高速增长，到2008年底吸毒人员已经增加到23900人，比1990年占增长了123倍，全区人口的1.3‰，超出全国0.8‰的平均比例。以每个吸食海洛因的人周边至少有3名吸毒者推算，新疆目前至少有7.1万名吸毒者。同时，新疆还聚集着部分外来和外国吸毒人员，毒品交易市场远未饱和，刺激着中亚地区的毒贩不断扩大对新疆的“经营规模”。新疆毒品犯罪利润巨大，在中亚边境地区购买1克海洛因约需要几十元人民币，到新疆就要卖到200元/克到400元/克之间，差距巨大。按新疆7.1万名吸毒人员每人每天消耗0.1克海洛因计算，按照200元/克的最低购买价每天购买毒品就需要143.4万元人民币，每年因吸食海洛因耗费就高达5.23亿元，占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的0.12％。

　　同时，不安全的海洛因静脉注射行为的增加也导致艾滋病毒的感染和传播。毒品消费导致艾滋病毒的传播，这是与毒品相关的最严重的健康问题。1996年新疆在伊宁市静脉吸毒人群中发现9例感染者。此后，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扩散。截至2009年9月底，新疆15个地、州、市94个县、市、区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7012例，其中艾滋病病例3910例，死亡2555例，约占全国报告总人数的9％，累积报告人数列全国第四位。据疫情评估，新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超过6万人，感染者主要分布于城市静脉吸毒人群中。[19]数据显示，新疆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73％的感染者与吸毒有关（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是新疆艾滋病传播与流行的最主要方式），大大高于全国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平均40％的比率。[20]静脉注射吸毒人数在中亚增长很快，使用静脉注射吸毒人数的增加导致艾滋病例的增多。很多女性静脉注射吸毒者靠卖淫来付毒资，这又增加了传染艾滋病的机率。

　　在我国西部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吸毒特别是青少年吸毒，使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素质下降，劳动生产效率降低，患爱滋病等疾病的人数迅速上升，又大大增加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从而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毒品犯罪还直接导致了日益猖獗的洗钱活动。这种恶性循环，加剧了贩毒与吸毒给社会带来的更大经济损失。虽然中央不断加大对新疆禁毒投入，2005年至2008年分别达到670万、2990万、1460万、3800万元[21]，但新疆禁毒工作基础薄弱，地方投入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与禁毒人民战争期间中央为云南投入7.26亿元、云南地方投入12.13亿元相比，新疆禁毒经费差距巨大。据了解，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形式加大了对新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已累计投入防治资金近1.8亿元，新疆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已由1999年的50万元增加至2009年的3500万元。虽然，以上看起来经费数额并不那么巨大，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有的国家级贫困县（市），多数就分布在西部。截止到2009年新疆有249万贫困人口，试想如果这些有限的经费能够用在扶贫工作之中，[22]将可以大大减少扶贫资金方面的缺口，为贫困人口脱贫发挥更大的作用。

　　5.给国际反华势力以借口，对我国构筑战略包围圈，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贯彻其遏制中国的战略，不断制造事端，常常以各种事件和借口，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据点，以期对我形成战略包围圈。以我国为原产地的化学合成毒品的大量走私输出，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感，国际反华势力借此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乘机在我周边进行军事渗透；阿富汗的毒品犯罪问题更是成为其插手中亚事务、在中亚地区进行战略渗透的最佳借口。由于中亚地区在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西方势力在此的军事渗透，将会使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这种影响我们从前一段时间曾经引起中国和英国之间巨大的外交纠纷的英国人阿克毛贩毒案件中可见一斑。2009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走进历史，关系一向稳定的中英之间突然发生争执，而且由于英国首相布朗、英国外交部和众多媒体的强势介入，一下拉抬到国家层面，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英国政府竟然十次和中国交涉，最后布朗本人甚至放弃首相之尊，向中国发出请求。其声势不由得令人想起八十年代的马岛战争。然而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能让当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英国如此大动干戈的，居然是为了一个毒犯：阿克毛。2007年9月12日凌晨，英国人阿克毛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杜尚别市携带4030克海洛因（价值25万英镑）乘坐国际航班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被中国海关安检人员当场查获。2008年10月29日，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阿克毛死刑。[23]阿克毛案宣判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政府和媒体都抓住 这个机会来强化中英两国敌对情绪。不仅有媒体以阿克毛需要做精神病鉴定为由指责中国，一些英国政要也插手案件，向中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想左右我国的司法独立。在阿克毛2009年12月29日被 执行死刑之后，英国首相布朗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种做法。英国BBC等媒体当天宣扬中国处死了一名“被认为患有精神病的英籍犯人”，一些媒体甚至认为中国把死刑当成对英国的报复。再加上阿克毛亲属在中国驻英使馆外的哭诉，这些人及英国政府共同制造的大合唱在国际舆论中明显压过了中方的声音，再次制造出中国“专制”、“无情”的形象。

　　三、我国应对中亚毒品渗透的对策

　　目前，中亚毒品问题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其走向不仅取决于中亚国家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而且也与整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1.强化禁毒执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我国各地、各级公安机关要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的高压态势，公安边防部门要根据分工，加强对在边境地区查获的走私、运输、贩卖毒品案件以及走私制毒物品案件的侦查，力争发生一起侦破一起。各地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统一思想，用足用好法律武器，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通过严厉打击，形成强大的威慑。同毒品犯罪做斗争，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事情，各个部门都必须积极参与、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去实行综合治理。公安、检查、法院和其他部门应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动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手段，齐抓共管，预防、控制、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2.加强与国际社会多种形式的、更广泛的合作，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共同反对中亚跨国毒品犯罪。

　　跨国毒品犯罪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犯罪。中亚与周边国家应开展卓有成效的打击工作，切断跨国贩运通道。要坚持司法协助制度，及时把贩毒分子移交给当事国处理。中亚的毒品问题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与世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这就要求中亚各国与国际社会相互合作，协调行动，互通情报，共同反对毒品这一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阻止毒品作为恐怖活动的经济执掌。所以，中亚各国一方面要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在国内设立强有力的禁毒、戒毒机构，断绝贩毒分子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应该在技术、资金、咨询等方面主动提供援助，预防毒品与恐怖活动的勾结，与中亚各国携手共同打击毒品犯罪。

　　我国是禁毒国际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也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的国家之一。为遏制中亚地区毒品对我国的危害，中国主要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禁毒合作，努力解决中亚地区毒品对中国的威胁。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家与中亚国家之间在防止毒品扩散，减少毒品危害方面加强了合作，达成了一些协议，区域性禁毒协作关系初步建立，国际社会合作禁毒意识有所加强。1996年，我国先后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签订了政府间禁毒合作协议；1999年8月，中塔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禁止非法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管制化学品前体的合作协议》等文件；2001年，我国参加了旨在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6+2”机制禁毒技术性会议。2003年，我国参加了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禁毒专家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禁毒协议草案文本进行了磋商。2004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在塔什干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了禁毒合作的原则、具体的合作形式与程序。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协作，为进一步做好区域性禁毒协作，减少毒品危害打下了基础。2004年6月14—16日，胡锦涛主席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禁止非法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合作协议》等文件。多年来，我国通过多渠道积极拓展禁毒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先后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签署了禁毒国际合作协议，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签署了海关合作互助协定，已初步形成了“6+2”机制下的中亚次区域禁毒合作机制，为有效实施区域内国际一级的禁毒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亚国家，有的政局不稳、毒品生产泛滥，有的禁毒不力、毒品犯罪猖獗，有的“三股势力”插手贩毒，形成复杂的国际背景。这些都为我们建立稳定的禁毒国际协作造成困难。而这种状态的延续，也使我国西部边境地区在禁毒协作方面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使西部地区在毒品走私斗争中处于被动的、打击不力的状态。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抓紧开展工作：

　　1）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有关国家区域性禁毒执法合作力度，共同打击贩毒集团和制毒基地。威胁我国的中亚毒品问题的最大特点是毒源在外，加强禁毒合作对从根本上解决中亚毒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开展积极、主动的合作政策，逐步建立禁毒合作长效机制。近年来，通过努力，区域性合作禁毒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年来，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从防范和打击中亚毒品向我国渗透出发，不断加强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禁毒执法合作和情报信息交流。2008年以来，共向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禁毒部门发出请求协助核查函件25份，涉及相关犯罪嫌疑人290名，收到来自“金新月”周边国家的案件协查函件8份。公安部协调有关省市区与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禁毒部门联合行动，成功地实施了3次“控制下交付”，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缴获海洛因7.5千克，摧毁了一批组织向我国走私“金新月”毒品的贩毒集团。2008年3月，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情报，我国公安禁毒部门在北京将新疆2007年“10·30”案件主犯哈里勒拉赫曼。阿卜杜勒。拉希姆抓获。

　　2）尽早建立预防中亚毒品渗透的协作机制，加强与中亚各国、阿富汗等涉毒人员所在国在高危人员管控方面的合作，尽力争取建立一些操作性强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及时将国内查获的中亚各国涉毒人员名单通过其驻华使馆和我驻外使馆，在双方使馆联络官之间和两国禁毒主管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络渠道和工作机制，共同加强对涉毒高危人员签证、入境等环节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各国、阿富汗等国家在毒品案犯移交方面的合作，力争在移交向我国组织贩运“金新月”地区毒品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毒枭方面有所突破。

　　4.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纵观世界几大毒源地，不难发现毒品原植物的生产基地基本上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边远地区，构成毒源地首要因素是经济因素。由于贫困落后，生产力低下，在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投入低、产出高的毒品原植物便成为当地居民的首选作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开发和替代发展，为这一地区农民另辟一条生路。因此，我国要加快通向中亚和南亚陆路经济大通道建设，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我国与中亚、南亚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密切我国与中亚、南亚国家经济联系，促进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具体做法就是大力发展中亚、南亚地区综合替代产业，加速治本清源步伐。毒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和泛滥依赖于三个环节——生产、销售和消费。打击走私贩毒、禁止吸毒和强制戒毒等属于后两个环节来控制毒品泛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第一个环节抓起，釜底抽薪，即用其他产业来替代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为加快替代产业发展，应将境外替代种植纳入我国禁毒规划，确立替代产业观，与我国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推动替代种植向替代产业化发展，从根本上彻底治理毒品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毒品问题已不仅仅是中亚国家的问题，它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万国公害”，如果无所作为，任其发展，必然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换言之，禁毒也是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有鉴于此，只有相关国家本着坚定的政治意愿，以确认各方共同安全与利益、保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动建立信任措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首要任务，共同参与地区性及至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才能有利于减弱及至根除毒品这一重大安全隐患。近年来，在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亚国家在遏制毒品犯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要想把中亚变成一个无毒品区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新世纪，随着中亚国家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各种外部势力争夺地区事物主导权的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地区安全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但人们对中亚毒品犯罪问题不应抱悲观态度。毕竟中亚国家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了毒品犯罪问题对本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和消极影响，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中亚联盟、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机构均已制定了共同与跨国犯罪做斗争的合作措施并在逐步落实之中，联合国机构在中亚的相关活动也在按计划进行。随着中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今后毒品犯罪问题在中亚的蔓延和泛滥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控制。只要中亚国家齐心协力，大力发展经济，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毒品犯罪问题对中亚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就一定会逐步减小。由于毒品问题的联动性，毒品问题解决得好，也有助于消除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会对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提供助力。相信中国与中亚国家一定能够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毒品犯罪问题，为创造一个“无毒世界”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
阿地力江·阿布来提，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亚跨国犯罪及其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09CFX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序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关健斌：《“金新月”毒品加紧渗透中国》，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19日。第6版。
[3]杨恕、汪金国：《中亚安全和阿富汗毒品》，《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第59页。
[4]（英）《独立报》，2004年4月18日。
[5]Ирина Комиссина АФraнистан：наркоторгторговля ирегионалвнаябезопасностъ，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иКавказ，2005，No6，c．95—99．
[6]资料来源：UNODC，World Drug Rteport 2001—2009及UNODC statistics and fact sheets．
[7]OVT 据来源：UNODC，World Drug Report 2001—2009及UNODC statistics and fact sheets．
[8]http：／／www．unodc．org／uzbekistan／en／fact_taj．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6年3月15日。
[9]这种变化的趋势详见以上的两张表格。
[10]“金新月”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因地域形状近似新月，又因盛产利润极高的毒品鸦片，故被称为“金新月”。20世纪末，“金新月”取代“金三角”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类毒品产地。
[11]黄明华：《当代毒品问题的地理研究》，《铁道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3月第12卷第1期。
[12]伊里旦·伊斯哈科夫：《走私运进哈萨克斯坦的毒品在增多》，《中亚信息》2003年第3期。
[13]UNODC and The Paris Pact Initiative，nlicit Drag Trends in Central Asia，April 2008，p．6—14
[14]《自治区公安厅召开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栽法治新疆网http：／／www．fzxi．cn／view．asp id=6266。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30日。
[15]截至2009年底，全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万多人，比2008年底增加20．9万人。涉毒区域已经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的2148个县（市区）。《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万》，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2月2日，第4版。
[16]王薇：《俄不想成为贩毒通道》，载《人民公安报》2002年8月14日，第4版。
[17]Makarenko T．Crime，Terror and the Central Asian Drug Thde．Harvard Asia Quarterly，Vol．6，No．3，Summer 2002：13
[18]UNODC／MCN，MghanistarL Drug Use Survey 2005．November 2005．
[19]王小军：《新疆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7012例，居全国第四》，载http：／／www．xjnews．cn／newsshow．asp id=74132&ntitle=5e5060c4153eOdebb59d8f28ae2d5028。
[20]该数据更是大大高于全球范围内由注射毒品引起的大约10％的艾滋病感染率。
[21]再加上自治区经费925万元、地方经费700多万元，2008年为新疆禁毒工作共拨款5400多万元。
[22]2007年中央和自治区为新疆扶贫投入的资金为9．8亿元。
[23]2008月27日乌鲁木齐市中院一审判阿克毛死刑。2009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12月29日高法核准阿克毛死刑，上午10点半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