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案，到底多大事

前段时间，几名中国留学生因涉嫌在美国侮辱、殴打另一名留学生而被警方拘捕，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她们就会面临极漫长的牢狱生活，花样青春也将在铁窗后无奈凋谢。这难免令人有些扼腕，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类校园欺凌案件，到底该如何预防、如何处理？
并非偶发对于“什么行为算是校园欺凌”并无一个确切的定义，国内外对此的认识差异也比较大，但通常而言，用暴力威胁或殴打他人、严重侮辱其人格（如撕开他人衣服）、勒索钱物、逼迫他人代替自己干活（如打扫卫生、洗衣服）等等，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被视为校园欺凌行为。
照此标准衡量的话，校园欺凌现象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受害人因为各种原因，大多都会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报告，所以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美国疾控中心2013年的数据显示，全美9-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初三至高三年级）的学生中，至少有20%曾经遭受过校园欺凌事件;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在2013年发布的数据称，全美6-12年级的学生中，至少有28%遭受过校园欺凌。
国内这方面的数据统计较少，但新闻报道中的典型案例则不绝于耳。从较早的“东莞少女被多人围殴扒衣”案（实际是发生在广州清远）、“北京三男子殴打少年并自拍视频上传”案，到最近曝光的“庆元几名初中生殴打小学生”案，都是那么触目惊心。
可以说，校园欺凌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相信曾经遇到过这种事情的读者也不在少数，这一问题不该再被回避，需要社会的认真对待了。
关于校园欺凌的成因，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解释，如青春期的叛逆心理、网络不良文化的影响、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比较被娇惯、家长忙于工作（甚至是留守儿童）而疏于教育等等。但是，这些原因似乎又都不是主要的因素，毕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欺凌他人的小霸王、小坏蛋的。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校园欺凌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首先，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多数校园欺凌行为受害者并不会选择报告此事。这一方面是担心报告老师后，遭到欺凌者日后更强烈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校实际上并不会对欺凌者处以实质性的处罚，足以吓阻欺凌者停止再犯;同时，“告诉老师”在中小学生的文化中普遍被视为告密、懦弱的表现，受害人反而会因此被其他同学所孤立，因而无论怎么算，报告老师都是有害无益的做法。前文提到的三起案件，受害人都一直含泪隐忍，直到相关视频在网络疯传、司法机关主动介入之后才得以曝光，可以看出这类欺凌事情的曝光比例低到什么程度。
其次，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学校教师，都缺乏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预案和训练，即便受害者报告了，教师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才算恰当，很容易将违法、犯罪的行为与违反校规的行为混为一谈，甚至会反过来批评受害者（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谁让你到学校还带这么贵的手机/手表”），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对于欺凌者反而是一种无形的鼓励。
法律漏洞？而最根本的问题，很可能是法律对这种行为的惩治力度太轻，让欺凌者有恃无恐。
首先，是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各国法律基本都规定了一个承担刑责的最低年龄，也就是说，如果年龄比规定的低，则无论做了什么都不会被认为犯罪。我国的规定是14周岁以下的人，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14～16周岁的人只对特别严重的犯罪（杀人、强奸、绑架等）承担刑事责任，对其他较轻的罪行也不用负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考虑了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定型的特点，是从人性出发而给予的宽宥，当然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的年龄规定或许已经不再恰当了。在很多的案例中，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的人，最后因为年龄的缘故逃脱了刑法制裁（包括这次庆元的欺凌事件），有悖于社会一般公众所理解的公平正义。甚至连《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因此躺枪，常被戏称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
实际上，很多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远低于我国的规定，而我国《刑法》在颁布后对此长期没有修改过，完全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将刑事责任年龄略作降低，以符合社会实际。
其次，是对欺凌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在我国的刑法中，对行为的危害性更多的是考虑身体上的损害后果，以轻微伤、轻伤、重伤等分级标准来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并直接决定了一个行为是不是犯罪、轻罪还是重罪。然而，对于校园欺凌行为来说，几乎都不会造成法律意义上的轻伤，所以即便受害者报告、学校报警，依法也不构成犯罪，司法机关很难介入处理。实际上，这就是把校园欺凌行为定性为“品行问题”，但其危害性实质上已经远远超过学校、教师能够控制的范畴，理应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理。虽说最糟糕的学校也比最好的监狱要好，但学校的教育功能并非是无限的，这类欺凌行为就是其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