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诈骗罪犯罪目的初探

发布日期：2004-08-24 文章来源：互联网

　　信用证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加上银行信用，使买卖双方贸易更为安全可靠，因而成为国际贸易诸多支付方式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

　　但由于信用证是以买卖合同的确立为基础，又不依附于买卖合同而独立于其外的凭证，不以实际货物为准，只要单据与信用证的内容相符开证行就无条件付款。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特点，虚构进出口货物合同，骗用信用证，诈骗的数额一般都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信用证诈骗罪原属于诈骗罪的范畴。随着人们对它的不断认识，发现它不是普通的诈骗罪，是特殊形式的诈骗罪，有着与普通诈骗罪不同的构成理论和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有力打击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刑法修正时，将它从普通诈骗罪中独立出来。

　　诈骗罪是单一客体，所侵犯的只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信用证诈骗罪是复杂客体，它除了侵犯财产的所有权外，还侵犯了我国关于信用证方面的金融管理秩序，也侵犯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安全。

　　信用证诈骗罪侵犯的诸多客体的危害性是不一样的。邓小平同志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管理秩序是国民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为交易双方提供了诸多方便，保证交易的安全进行，体现了金融的信誉。事实上，银行成了双方安全交易的保证人。信用证诈骗罪虽然一般都侵犯了财产的所有权，但它的最大危害是使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侵害了金融信誉。刑法修改时，没有把独立出来的信用证诈骗罪放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而是放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就是强调其侵犯了我国金融管理秩序。应该说信用证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这是信用证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本质区别。

　　通过上述对两罪侵犯客体的分析，笔者认为，侵犯财产的所有权，是构成诈骗罪的必要条件，不是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必要条件。侵犯金融管理秩序是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的必要条件。

　　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都是故意犯罪，都有诈骗的故意。诈骗的目的都是为非法占有。但对诈骗罪来说，这种目的有惟一性，即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目的。而信用证诈骗罪没有惟一性。这是由信用证的特殊作用决定的。信用证是凭单据付款，不看实际货物。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特点，伪造单据，骗用信用证，将信用证项下的款项非法占有。信用证的使用还可以为交易双方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有的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特点，获取“打包贷款”或者直接将骗得信用证项下的资金用于其他牟利活动。牟利后，将资金用于进出口货款。如循环开立180天远期信用证骗得资金，实际是利用信用证进行融资活动。因此，信用证诈骗罪的犯罪目的，不完全是非法占有。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的犯罪分子骗用信用证的目的不是为了贪利，只是为了破坏国家关于信用证的管理秩序。

　　不管信用证诈骗罪的目的是什么，非法占有也好，非法融资也好，或是其他，都不是信用证诈骗罪主观方面的特征，不影响该罪的成立。

　　具有骗用信用证的故意才是该罪主观方面的特征。骗用信用证的故意主要体现在行为上。只要主观上有骗用信用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骗用信用证的行为，即实施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4种行为之一，即构成该罪。可以说，信用证诈骗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

　　此外，刑法对信用证诈骗罪是否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了明确规定。

　　刑法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规定了7个罪名条款，其中，前两个条款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都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对包括信用证诈骗罪在内的后5个条款均没有此规定。为什么这样规定，是立法者的疏漏，还是这些犯罪没有犯罪目的的要求，只有立法者才能作出权威性解释。遗憾的是立法者至今没有作出解释，这就使学术界和司法实务中产生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两种观点。普遍的观点认为金融诈骗罪即使发生在金融活动中，也属于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说这些犯罪没有犯罪目的，而是因为这些目的体现在犯罪行为中，没有必要特作规定。而且，不特作规定，也不会影响对犯罪性质的认定，不至于混淆罪与非罪或与其他相关罪的界限。至于特作规定的前两个条款是为了不至于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如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非法集资罪区分开来。少数人的观点认为，金融诈骗罪主要是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除前两个条款外，其他条款的犯罪，只要有相应条款规定的行为和该行为的直接故意，即构成该条款规定的犯罪，不要求一定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笔者同意后种观点。金融诈骗罪是故意犯罪，当然有犯罪目的，通常都是非法占有。但前两条款犯罪只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不成该罪，是目的犯。后5个条款犯罪不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构成该罪，是行为犯。

　　应该说这是立法者的真正意图。

　　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构成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就没有必要在各条款中特作规定，更没有必要有的条款特作规定，有的条款不作规定。即使不特作规定，人们也清楚各条犯罪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能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如集资诈骗罪，不特作规定，也知道它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这是区分与非法集资罪的本质特征。

　　如果后5个条款没特作规定，是因为非法占有的目的体现在行为中，那么必然得出前两个条款特作规定，是因为这种目的没体现在行为中的结论。这显然违背了刑法上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由此可见，立法者没有在信用证诈骗等罪中规定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立法者的疏漏，而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必要条件的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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