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量刑建议”

发布日期：2003-11-24 文章来源：互联网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量刑建议本身对法官没有约束力，但有参考价值

　　被告人主动认罪，量刑要从轻处罚，给其一点现实的好处

　　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现在中国检察机关正在进行诉讼改革，一些基层检察院提出了一个求刑权的问题。关于求刑权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公诉工作实践中有关量刑建议有三种情况：第一是提出一个对被告人量刑的幅度。第二是在公诉意见书中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作出确认。第三是现在改革中提出的，即在量刑幅度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

　　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量刑建议问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是传统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检察官拥有求刑权，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在公诉活动中，这是一个重要环节。据了解，在日本，对那些事实比较清楚、是否有罪争议不大的案件，公众所关注的、被告人所关心的主要就是检察官在论告（公诉词）中提出的量刑建议，这个量刑建议对法官的量刑有重要影响。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传统上把这种量刑视为一种法律的适用，法律的适用被视为法官的权力。我感觉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没有求刑权。但是，随着公诉制度的发展，大部分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检察官都在审判阶段提出量刑建议。另外，各国提出建议也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检察官提出具体的刑罚，有的是提出一个量刑幅度，还有一种和我们相类似，提出适用具体法律条款的建议。

　　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量刑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依据上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说，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从整个国家惩罚犯罪的角度看，也就是国家实现刑罚权。实际上，公诉权就是一种刑罚的请求权，审判权是刑罚的裁定权和一部分刑罚的执行权。刑罚的请求权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定罪，另一方面是量刑。所以说，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可以对量刑提出一个主张。美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美国的量刑不属于审判程序，他们在审判以后来量刑。对于量刑，美国国会有一个立法《量刑指南》，非常的量化和细化，一系列的因素都可以量化和换算。还有假释官也可以提出量刑的建议。随着这几年美国辩诉交易的盛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从笼统到具体，从抽象到实在，对法官的约束力也加大了。

　　姜伟：也就是说，求刑权或者说叫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应该首先是明确的。第二，从国际社会的各个法律制度来看，求刑权本身对法官没有约束力，就是说定罪量刑还是法官的选择，这也应该是明确的吧﹖

　　龙宗智：这肯定是明确的，因为刑罚的最终裁定属于审判权的范畴。但是，检察官的这种求刑代表检察官的诉讼主张，对于法官应当有相当的作用。据我看到的一份关于德国或者美国量刑建议的资料介绍，对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法官一般都会接受，但可能要打点折扣。因此，有时检察官考虑到法官会打折扣，就把量刑建议稍微提高一点，这样最后判处的刑罚基本上和检察官的期望也差不多。

　　姜伟：第三，应当明确检察官的求刑权对法官的审判有参考价值。因为检察官要提出他的求刑意见、辩护律师也要提出他的辩护意见，而法官作为一个仲裁者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刚才卞教授讲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使检察官的求刑权对法官的约束力加大了。但我想提醒注意的是，这种力度的加大不仅是因为检察官有求刑权，重要的是因为他和辩护方、被告方达成一致了，比如说检察官建议给被告人判处三年，而被告人、辩护人也同意，这时候对法官就有约束力。如果仅仅是检察官单独求刑，辩护人不同意，被告人也不同意，那么我想对法官就谈不到约束力了，而仅仅是有参考价值。不过法官肯定不会绝对按检察官的要求来定罪和判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开展量刑建议权改革时如果把求刑权搞得很具体，在没有辩诉交易的情况下，其意义何在﹖

　　卞建林：我觉得公诉制度改革应当从司法公益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首先是控审双方要想到，改革是着眼于诉讼分流、着眼于使定罪量刑更准确，而不是引发诉权与审判权之争。这里我想介绍一点其他国家的情况。我刚才说美国搞辩诉交易有其特定的法律传统、诉讼背景在内，但其中还是有—些可以借鉴的东西。据我所知，现在国际上还有英国的辩诉交易和意大利的辩诉交易两种制度。英国的辩诉交易严格说来不是辩诉交易，而是一种“量刑折扣”，如果被告人主动认罪，量刑则要从轻处罚。

　　姜伟：好像是减三分之一刑期﹖

　　卞建林：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认罪越早，折扣越大。这样能够节省大量司法资源，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被告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关于量刑的建议要尽可能具体，尽可能现实，否则这个所谓认罪越早折扣越大的处理办法，就得不到贯彻执行。

　　龙宗智：我们国家搞量刑建议可以采取比较弹性一点的方式，一个案件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案件事实比较清楚、检察官内心也比较确信，那么量刑建议就可以确定化；反之，则可以仅提出概括意见。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问题，由于法官没有调查权，对于坦白、自首、立功等情节只有靠检察官去落实，这样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就显得很有意义了。所以，如果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公诉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可以促使司法人员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

　　卞建林：美国加州有这么一个例子，加州的法律规定是可以适用死刑的。比如，加州某某人杀人了，如果检察官想适用死刑的话，必须在指控主张里面提出判处死刑的请求。否则，即使陪审团认定一级谋杀，也只能判有期徒刑。

　　龙宗智：量刑建议对于司法公正可能也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即有些案件需要把量刑建议确定化。一个案件如果证据充分，罪与非罪问题争议不大，定罪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量刑多一年少一年、多两年少两年则对被告人有很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容易出现腐败。现在有的法官素质不太高，在量刑问题上是比较好“做文章”的。如果检察官提出一个量刑建议相对确定一些，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里拿出适当的理由，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

　　姜伟：刚才龙教授讲的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如果检察官提出判三年，结果法院判了四年，判刑时也没有专门说明理由，而且就差一年也很难证明法院判决不对。在量刑幅度以内处刑的，我们原则上不主张抗诉，因为这还有个诉讼资源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求刑似乎就可以随意了，对谁都没有约束力了。所以，像目前这种求刑等于没有意义。我们考虑可以先赋予死刑量刑建议权的法律效力。为了体现中国适用死刑上少杀、慎杀的政策，可以考虑检察官不提出判死刑，原则上法院就不能判。与法院所判刑期差上个一年两年，检察官不宜抗诉，否则对法院判决的信用、权威也造成了冲击。一般来说，一两年的量刑出入也不会引起社会的认同问题。

　　卞建林：我建议公诉制度改革还需有其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还是要在建议从轻上做点工作，给他一点现实的好处。检察人员可在提出量刑建议时稍稍明确刑期，法院应当尊重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协议。这就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结合，控、辩、审三方关系都照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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