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列国经济合作的需要，国际社会对主权原则的限制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行将消失。国家仍将存在，国家主权原则（包括经济主权）仍将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存在，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下去，但其形式和内涵将继续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受到更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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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与比较法讲座教授、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主席、比较法国际科学院院士、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

　　[1]参阅《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2]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之前，西方学者就主张在国有化赔偿方面应有国际标准，后又有人提出最低标准。详见E.M.伯查德（Borchard），“保护外国人的最低标准”载于《美国国际法协会会议文集》（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第33卷，1939年；G.施瓦曾伯格（Schwarzenberger）《外国投资与国际法》（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Stevens & Sons，1969年版；R.利利克（Lillich）（主编）《国际法上国家对外国人损害的责任》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juries to Alien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3年版。

　　[3]事实上，主权原则从最初提出的时侯起就不是绝对的权力，就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4]《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全文（英文版）见I.F.I.施哈塔（Shihata），《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Legal Treat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World Bank Guidelines），M.Nijhoff1993年版。

　　[5]联合国就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谈判于1992年停止后，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关于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的背景和意义，详见施哈塔（Shihata），《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前引书。

　　[6]参阅《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引》第4部分。

　　[7]这事实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致力于建立的以哈瓦那宪章为核心的制度之继续。其契机是前苏联的解体和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8]关于《能源宪章条约》的历史及其影响，见T.W.华尔德（Walde），“欧洲能源宪章会议：最后文件、能源宪章条约、能源效率和相关环境问题的能源宪章议定书和决议之介绍”，载于《国际法资料》（I.L.M.），第33卷，1995年，第360-367页。

　　[9]所谓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赔偿正是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力争不下的国有化赔偿标准。

　　[10]参阅T.W.华尔德（Walde），“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载于《世界贸易期刊》（Journal of World Trade），第29卷，1995年第5期，第14页；关于近代双边投资条约给予外国投资者待遇问题，参阅M.I.卡利勒（Khalil）“外国投资在双边投资条约下所享受的待遇”，载于《外国投资的法律待遇：世界银行指引》，前引书，第221-265页。

　　[11]M.索纳冉加（Sornarajah），《外国投资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年版，第227-228页。

　　[12]华尔德（Walde），“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国际投资”，前引文，第11-12页。

　　[13]梁西，“论国际社会组织化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前引文，第2页。

　　[14]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所作的调研显示，在压力下进行市场开放的措施一般比较激烈、效果比较显著、效果亦有较长的持续性。相形之下，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开放市场一般则有相反的效果。同时，这些调研结果还显示，市场开放对当地的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只会增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制成品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