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中，上诉机构强调了“全面”一词。也就是说，一个或几个因素的状况是不够的；应当全面审查这些因素。然而，确定全面的伤害，并不要求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是下降的。[10]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上诉机构更为直接地说，调查机关应就相关因素对国内产业状况的影响和后果（bearing， or influence， or effect，or impact）进行实质性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对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严重损害作出全面的适当裁定。[11]

　　关于“重大”，上诉机构也曾指出，严重损害必须是很高的（very high）、[12]严厉的（exacting）；[13]严重损害的标准大大高于反倾销和反补贴所要求的“实质性损害”（material injury）的标准。[14]

　　至于确定严重损害的程序，第4条第2款（c）项作出一点提示。该项要求，调查机关应根据第3条的规定，迅速公布对被调查情况的详细分析，并且说明所审查因素的相关性。而第3条所要求的，是WTO成员只有在依据先前制定的程序进行调查后，方可采取保障措施。具体地说，调查应当包括对所有利害关系方进行合理公告，并且举行公开听证会或采取其他适当方式，使得进口商、出口商和其他利害关系方能够提出证据及其观点，包括对其他当事方观点的回应，以及对采取保障措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发表看法。调查机关应公布一份报告，说明其对所有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调查结果和带有论证的结论（reasoned conclusions）。可以看出，从形式上看，确定严重损害应进行公开的调查，使得所有当事方都可以参与并发表意见。调查结束后，调查机关应公布其调查结果，并且要说明为什么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

　　上诉机构曾表示，在审查严重损害的裁定是否为适当与合理时，专家组应审查调查机关的解释是否充分涉及了有关数据的性质，特别是其复杂性，并且涉及了该数据其他可能性的理解；如果对某些事实的其他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并且调查机关对这种其他解释的说明不够充分，则专家组就可以判定调查机关的解释为不合理或不充分。[15]

　　综上所述，要满足“严重损害”的条件，调查机关必须审查有关因素，证明损害的严重性。为此，调查机关应进行公开调查。不仅如此，调查机关应对其调查结论进行充分、合理解释，说明其得出某种结论的理由。

　　3、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言而喻，国内产业所受的严重损害必须是由进口增加所引起的。这一点在第2条第1款中已经非常明显。而第4条第2款（b）项则更加明确地规定，调查机关应根据客观证据，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l link）。

　　对于如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第4条第2款（b）项的第二句话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标准：如果进口增加之外的因素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这些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增加（such injury shall not be attributed to increased imports）。这常常被称为“不得归咎要件”（non-attribution）。（在此应当先行说明的是，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没有义务证明进口增加是造成国内产业整体严重损害的唯一原因）。[16]

　　对于如何满足这个“不得归咎要件”，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说，调查机关审查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应当是将进口增加给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性后果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性后果区别开来（distinguished and separated）；第二步是将包括进口增加在内的所有不同因素造成的损害分别分配给进口增加和其他有关因素。经过这样两个步骤，调查机关就能够确保实际上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被归为进口增加，从而确保这些损害不被作为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对待。也只有这样，调查机关才能最后确定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是否为两者之间真实和实质性的（genuine and substantial）原因和后果的关系。[17] 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对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的评价。[18] 因此，调查机关应当确定进口增加之外已知因素的损害性后果的性质和范围，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调查机关必须在合理、充分解释的基础上，明确证明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没有归为进口增加；解释应当用明确的词句（express terms）表示，是清晰（clear）、不含糊（unambiguous）、直截了当的（straightforward），而不仅仅是暗含或表示了某种解释。[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