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反倾销的受案范围上，《反倾销条例》规定有以下几种：（1）终裁决定；（2）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收的决定；（3）复审的决定。这三种是最主要的问题，除此之外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反倾销调查案的司法审查范围还应当包括主管机关不予立案、调查中止或终止、调查初裁等。具体讲至少还应当包含：（1）对不立案调查的决定；（2）中止调查的决定；（3）终止调查的决定；（4）初裁决定等。
其次，管辖权限又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应当由中级法院审理。依该法第17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案的法院应当由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机构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目前。国家经贸委等大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内，即这些行政诉讼案件都应当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是二审法院了，那么这两级法院有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专业水平来肩负起越来越沉重的案审重担，就令人怀疑了〔5〕。
国外对反倾销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普通法院管辖，另一种是专门法院管辖。根据我国国情，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可以适用的两种模式，一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其受理初审，最高法院负责二审。第二是专门建立行政法院分级审理各类行政诉讼案〔6〕。笔者认为由于反倾销案件专业化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并且有关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采取第二种模式更为妥当。
但是反倾销法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特殊法律，兼具有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防卫双重功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反倾销法被普遍用来作为反对倾销这种不正当商业竞争的手段是基于各国对倾销的危害所达成的共识。其贸易保护主义功能则是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市场趋向饱和分不开的。而且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日益法制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范的制约下，各国自行其事、灵活掌握用以应变的手段越来越少，因此纷纷转向采用反倾销这种既表面合法，又易于操作的手段来达到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的商业防卫目的。正因为如此，反倾销法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即反不正当竞争与商业防卫的双重功能将始终伴随反倾销法而存在。
国家在对外贸易上总希望多出少进，在国际社会分工中逐渐建立巩固自己某些领域的优势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纯依靠本国自身的国家权力实现其利益目标，尤其是在全球化、一体化和高度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中，市场力量的作用日益突出，许多用政治影响和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反而可以实现。因此，各国必须利用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以图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当然包括利用反倾销法维护国内市场的正常交易和国际贸易的公平秩序以及必要时以之作为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的工具。只要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就将是各国决策时必然同时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纯粹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而且，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和制约将使国际关系呈现出更复杂的时代特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