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是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它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以“（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为桥梁，通过“（七十六条）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通过“（七十六条第二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体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四、北京错误认定的危害

　　交通管理首先是要依法消除违法行为，达到预防事故的目的。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依法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使各方依法承担违法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事故处理是交通管理活动的最后环节，即使放任了对行人违法的处罚，只要能够在事故处理中使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违法后果，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行人守法的自觉性，实现亡羊补牢的功效。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建立了交通管理的执法体系，但是，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对行人违法处罚的操作性。长期以来，大量的交通民警和部分领导对行人违法熟视无睹，放任自流，直接造成机动车与行人事故失控局面。在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消除矛盾，强行加大机动车方的交通事故责任，使机动车方承担了相当多的赔偿责任，更加剧了行人违法现象。

　　在执法三要素——法律、执法者、执法对象中，第一要素“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好的，第三要素即广大群众也需要法律、需要秩序，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第二要素即执法者在落实国家法律、维护群众利益时为什么被群众拒绝，使工作陷于困境呢？笔者认为，执法者错误理解、运用法律，错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是交通事故处理中人民群众反应激烈的根本原因。

　　正象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一样，在道路交通活动中，通行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作为执法主体，宣武区交通警察支队和北京市交管局超越了法律授权，将一个最多只能在道德层面上接受审查的行为确认为违法行为，其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严重错误的。实际上是否认路权原则，否认这百余年来道路流血而换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依法认定责任的名义下，强行将严重侵权的违法行为与紧急避险的瑕疵相提并论，并且让这两种行为各自承担本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直接背离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的立法目的，践踏了法律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