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债权转让制度本身设立的法律价值看，债权转让的重要价值在于促进债权的自由流通，繁荣市场经济。在债权价值功能日益重要的现代经济社会，各国法制莫不以加强对受让人安全地位的保护作为立法的重要价值取向。而此时，若仅将债权人作为“通知”发出的唯一主体，将导致受让人的债权实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也是不确定的，这将对受让人的安全地位造成严重威胁。其负面效果是，即使债权转让协议的双方订立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债权能否转让完全取决于债权人。那么试问，此时受让人对转让债权的实现又能有多大程度的期待呢？那么又会有哪个受让人愿意订立债权转让协议实现债权呢？债权转让制度的价值又何在呢？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是不可取的。
其次，从权利平衡角度出发，若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仅仅是债权人，则会导致债权人拥有单方决定受让人债权能否得到实现，何时实现的权利。例如，若债权人是“通知”发出的唯一主体，由于债务人本身不受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约束，而只受债权人“通知”的约束，即受让人能否实现债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则完全取决于债权人“通知”行为的能否实施，若债权人不进行通知，此时受让人的权利如何实现和保护呢？若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时，那么为了受让人的利益，受让人也可以进行通知。否则，受让人债权利益的实现将直接受限，受让人只能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权利救济，使受让人陷入许多的诉讼之中，这对受让人来说是不经济的，风险也是很大的，也会导致受让人不愿意接受转让的债权，债权转让制度的存在和价值将受到质疑。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认可受让人在债权人未进行通知的情况下，自行通知。
再次，若债权人为“通知”发出的唯一主体，在债权人由于非主观上原因不履行通知义务，而是客观上不能履行该义务（如失踪、死亡等情况）情况下，如何保证受让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呢？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理解，“通知”的履行主体是债权人，受让人并没有权利进行通知，但是，债权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却直接关系到受让债权能否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笔者认为，从保护受让人的角度出发，如果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的义务，那么为了受让人自身的利益，受让人可以依其与债权人双方的协议直接对债务人予以“通知”， 以确保协议的债权得以实现。否则，在受让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并已经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不进行“通知”将直接妨碍受让人利益的实现。受让人将陷入更多的官司中，而过多的诉讼对受让人来说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