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立法对由特定国家机构启动破产程序有所规定。纵观国外相关立法与实践，对特定国家机构的称谓大致有二种：一种为官方申请人，如英国1967年公司法规定，贸易部、官方接管人享有申请权，英国专门设立一种名为“官方申请人”的国家机构，专门负责破产人混杂有破产犯罪的破产案件的申请。另一种为检察机关，如意大利《1942年》第6条规定检察官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荷兰破产法规定，当破产案件涉及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

    从以上情况看，国外一般由检察机关扮演特定国家机构的角色，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启动破产程序的权利。

    这是因为，破产案件在法律性质上虽可归类于民商案件，但它与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有着密切联系。对于这类案件，若因无债权人、债务人等提出破产申请而听之任之，无人过问，则弊端是很大的。而通常认为，检察机关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好代表者，故检察机关可代表国家行使破产申请权。

    一、我国赋予人民检察院享有破产申请权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执行程序进行中，人民法院获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当告知债务人可以向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的，债务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宣告债务人破产。不申请破产的，不依职权宣告债务人破产。原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可继续进行。”由此可见，我国实行的是绝对的破产申请主义，而不是法院职权主义。法院职权主义在我国不应当被采纳，但这主要是立足于“控审分立”的诉讼理论而得出的结论，是说法院不应集自己提起破产诉讼，自己审理破产案件，自己作出于一身，而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机关均不得提出破产申请，从而实行完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事实上，在我国目前所处的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尤其需要藉助破产手段实行宏观调节，促进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彻底转变。这一重要任务若完全委诸当事人加以实现，则是很困难的，因而需要在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的前提下，辅之以适当的国家机关公权主义。

    在我国，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特点，司法属性和行政属性都是检察权的兼有特征和局部特征。人民检察院不仅是国家司法机关，而且还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当涉及到社会整体利益的破产案件且无人申请时，破产程序应予发动而不发动，检察院就应当行使其法律监督权，主动提起破产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