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法的历史上，土地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等级划分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想象这样的情况：甲将一片土地让与乙。如果完全遵守资产阶级制度的所有权规范，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乙取得了那一片土地的所有权，唯一的法律关系就将是乙这个人（persona）和自由保有地这个物（res）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是在公元1500年以前，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甲可以将土地转让于乙，但这样做只不过是让乙来做他在封建等级关系中的替身，要求乙向某领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在封建领主的权益里面，对那些日感窘迫的领主说来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若乙亡故，由其嗣子（在英国通常是长子）继承乙的利益时，须向领主缴纳一笔费用。[5]

　　在现代社会，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人身的依附性。但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依然具有特殊性。

　　人和特定的、不容易被价值化的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问题。西美尔指出，“…没有转化成金钱之前，固定的实物迫使我们依靠（在）保存它和实现它的诸种条件上。……物体对我们行为的限定与某个人施加的限制同样严格。”[6]（P.317）人与特定物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类人身”的性质，这当然不是指那种人与土地之间的“大地母亲和儿女”的感性的情感关系，而是指土地对于农民身份的限定。早在一个世纪前，西美尔就论述了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对农民来说土地的意义完全不能等同于纯粹的财产价值，土地对他意味着从事有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土地是农民兴趣的一个中心点，土地是决定农民生命的一种价值，一旦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金钱价值而不是土地本身，他就失去了生命所依。”[②]

　　由于不动产在其特征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财产权的所有人对不动产价值的主观估价更应该受到保护。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具体到我国农村农地的使用权问题。若把该使用权当作农民的财产权来尊重的话，你就不能仅仅以自己可以比农民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用为由，就强行剥夺或者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

　　土地流转是给土地强行定价，被动的价值化有利有弊。我们会另文讨论价值化的优点和缺点。

　　2．单个的人对无体物的关系。

　　无体物主要是以知识产品为例。

　　由于知识产品没有外在的形体来形成权利的客观边界，权利人对其进行物理的和实际的支配是不可能的。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是由相关的权利书用法律的语言描述出来的。无体物上面的权利的边界更需要法律去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