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客观原因而言，国家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宣传不够，致使一些犯罪分子触犯了刑律还不知道。例如，笔者曾在某县人民法院收集了两个案例：一个是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一个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前者的基本案情是：一个山村中的老人用粘有桐油的竹签围成一圈，以活老鼠为诱饵，猎捕鹰五只，公安机关查获后，经送往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鉴定，这五只鹰属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后者的基本案情是：一农民收购了一些蛙类准备去外地出售，但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送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鉴定，其中有不少属虎纹蛙，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司法机关据此分别对二被告定罪判刑。在庭审中，二被告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觉得冤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动物属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可不，如果连办案人员都要送有关专门机构鉴定才能判断是否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对那些常年居住在深山里的农民，要他们准确地知道何为可猎捕可收购之动物，何为国家保护的不可猎捕不可收购之动物，也确实为难他们了。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实施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滥伐林木罪的对象也包括农民自己栽种的成片林木，而实际上由于对此规定宣传不够，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此规定，因而走上犯罪道路。如马某在荒坡上自行开荒，种了三亩火炬松，由于这片树林经常被人偷砍、盗伐，又不能给家里增加收入，马某一怒之下砍了这片幼林。由于马某擅自采伐林木没有达到该罪“数量较大”的标准，所以才没有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只由当地的林业局作了行政处罚。[20]

　　3、从周围环境看，有这样一些因素值得考虑：首先是周围整个环境都缺乏法律意识，从而助长了环境资源的犯罪。这里，不妨引用一个《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1日报道的案例，文章的题目叫“从捕蝶到被捕”，说的是曾被新闻媒介誉为“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刘敬槐竟是一个大肆非法捕杀并走私珍稀昆虫的犯罪分子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现年58岁的刘敬槐原系武汉某织布厂工作，1981年退体后，他迷恋上蝴蝶标本的采集收藏，便自费到四川、云南、贵州省等地山林大量捕杀珍贵蝶种，继而捕杀各类昆虫。至1989年，他和他的徒弟、汉西车站货物临时工湛安明非法捕杀近万只，品种达300余种，其中不少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昆虫。不久，刘、湛由收藏、交换发展到在国内大量非法出售，同时向国外、港台走私珍贵昆虫标本。经初步查实：1988年至1993年3月，他俩共捕杀各类蝴蝶2000余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虎凤蝶1100余只，含国家重点保护在内的各类昆虫2354只。自1988年始刘敬槐以邮寄的方式13次向某国标本商人走私蝴蝶标本1378只，其中属国家二级保护的393只；走私昆虫标本2354只，共非法获利3.9万余元。如此大量非法捕杀并走私珍贵野生动物，严重破坏野生资源，致使生物资源外流的案件，实属罕见。问题是，此种犯罪为何能持续10年并愈演愈烈？主要就是法律意识差的原因。刘敬槐本人只知道“到处都在捕杀、出售，我为什么不能搞呢？”同时，刘的采集收藏以及对某珍贵蝶种的首次发现，引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极大兴趣，1987年至1993年6月，数家报刊、电视台先后对刘进行宣传报道，直到案发调查时，文章作者、编辑才知道这“捉虫子”也犯法。正是这些报道“招蜂惹蝶”，交换者、收购者、走私者也纷至沓来，使刘敬槐越陷越深。刘敬槐多次举办过个人收藏及蝶画展览，各展次均有人观瞻，但谁也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早有规定，即使出于展览目的而捕杀也要取得“特许猎捕证”，就是对非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也要取得“狩猎证”并限量才合法。另外，对刘的行为，有关专家和主管部门从无人过问。据刘交待，有的专家从报上得知或看过展览，还来信鼓励，或要求交换，或寄钱收购，他第一次出售标本就是因某专家的介绍。刘敬槐曾向海关去信询问昆虫标本出口手续，海关复函竟称“信中所谈事项不属海关范围。”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并规定了动植物标本属禁止出口之列。然而，几年来刘敬槐写明“昆虫标本”，大量邮寄昆虫标本出境，竟无一被截获。《野生动物保护法》还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应当进行监督管理，“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但事实上有些标本公司的各种单据上公然写着国家重点保护昆虫名称，却从来无人过问，难怪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进出畅通无阻。难怪刘敬槐数年走私乐此不疲，并发展到完全按国外标本商人要求的季节、地点、品种捕杀。可见，刘敬槐走到这一步，与他周围的环境亦不无关系，如果早有人提醒他一下或早被查处，他也不至于陷得如此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