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 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 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