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法》的出台使公益信托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基金会的运作有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但基金会作为受托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均存在不足：一是难以保值增值。基金会的成员多为社会知名人士和文化人士，这些人并没有理财经验，在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方面缺乏科学性的指导，难以使公益基金保值增值;二是滥用基金。现有法律对于基金会各种活动缺乏有效监控，容易产生贪污或挪用基金的行为。三是定性不清。基金会可以募集和接收社会捐赠资金，并利用该资金从事公益事业，但是长期以来设有明确对捐赠和信托两种行为作出界定，基金会接受的资金究竟是捐赠财产还是信托财产存有争论。

　　如果组织和个人在委托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时，与基金会签订了信托合同，约定了信托成立的法定要件，双方法律关系明确，并无疑问。但是很多组织和个人向基金会提供资金时，并未与基金会签订信托合同。

　　根据《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同时“公益信托”一章对公益信托作出较严格的规定，如设置信托监察人、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等，从法律形式上似乎并不具备公益信托的成立要件，这更进一步加大了定性的困难。

　　虽然慈善基金会将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信托公司可以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保护受益人的最大化利益。从信托财产保值增值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组合确实有着正面的意义。但是，基金会接收捐赠财产，与委托人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不清问题仍未解决。

　　从法律角度上讲，基金会将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的法律环节中，二者的法律关系尚模糊。若是普通的委托理财关系，则失去了信托制度设计的诸多灵活和弹性空间，如信托财产独立性、隔离风险等职能均失去意义，这样的法律设计不利于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

　　若是建立信托关系，基金会与财产捐赠人与信托公司之间均发生信托法律关系，其多重身份如何协调，严格监管如何实现，法律规范尚不完备，基金会与信托公司的关系是否属于公益信托、受公益信托相关条款约束也成为问题。(白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