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基于公共责任应当协助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责任，但是，因协助可能招致不利后果时，协助义务的范围应当收缩，一条不可跌破的底线是当事人应当免于不利陈述。为了保证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免于不利陈述，以下几条规则必须加以确立：

　　1.当事人拒绝不利陈述不得成为从重、加重处罚的理由。保障当事人具有免于不利陈述的权利，客观上必然增加行政机关追查违法行为成本，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增加了纳税人的税赋。尽管如此，但它也是保护个人权利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显而易见，权利依赖于政府，这必然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13]

　　2.在一般行政程序中，当事人陈述时可以聘请律师在场。“律师在场”可以构成一个国家权力的对立面，是约束国家权力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当事人面对国家指控的程序保障机制。因为如无律师在场，当事人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无论如何壮胆，他也总是处于劣势状态。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中如果有外在的力量偏向于当事人一方，那么个人受到国家追诉的公正性可以获得相应的保障。因此，当行政机关要求当事人作出陈述时，当事人有权依自己愿意聘请律师并要求在场，否则他有权拒绝陈述。

　　3.当事人放弃免于不利陈述必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免于不利陈述”作为当事人一项权利基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可以放弃的，即他如作“有罪”的陈述不应列入法律禁止的范围。当然，如果当事人作避重就轻的不利陈述导致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则事后不能依据此规则进行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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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所说的“当事人”是指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受处罚人，不包括受害人以及其参加人。

　　[②] 在法理学上，义务通常被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得到国家强强力的确认或维持。如果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强制力的制裁。”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③] 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④] 林锡尧：《行政程序上职权调查主义》，《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月旦出版公司出版，第327页。

　　[⑤] 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