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揭开传销绝对内幕

求索被表象所掩盖的新闻真相和事件本质，对记者来说常常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历险。这种历险往往是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开始，然后层层剥壳步步深入，经历记者与采访对象、媒体与受众的多重互动，才能一步步到达现象中最核心、最稳秘的部分，才能到达采访、报道、阅读与影响力的高峰体验。南方都市报八月份与九月份的系列传销深度调查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诠释，正是这些调查为国内愈演愈烈的传销现象和越益困难的打传工作提供了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咨询与视角。
    （一）反传销年里选定调查样本

传销问题原本是一个老话题，全国各地，尤其是广东年年甚至月月都有各种传销事件的报道。常规性打击传销和揭示传销骗局的报道已经多到见怪不怪几无新意的程度，但对传销组织的产生和演化的核心规律的探求，对传销组织生存土壤追根究底的调查仍一直少有媒体涉足。
    然后，2004年的政治生态改变了这一切。今年6月1日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对数千大学生身陷重庆传销组织一事作出了批示，这其实是由另一背景引发的，那就是今年直销立法将出台，传销借着直销立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就业难等新问题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温家宝总理的批示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政治性回应。于是，2004年成了中国媒体的反传销年。
    国内大量的反传销报道开始较为深入地披露传销的骗术与部分内幕，其中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我与新京报记者袁凌联手调查了重庆大学生传销事件的原因与背景，以及直销与传销的暖昧关系，于6月28日报道了《一个农民传销“大亨”和他的2000大学生下线》的深度调查。
    但包括这篇报道在内，国内仍未有报道根本性地揭开传销为何如此吸引大学生以及传销组织的核心运行规律。这时，主管深度调查的南方都市报编委方三文指出，应该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应时而生，为政府与公众提供一种直指核心的咨询。那么，如何展开这一调查呢？方三文的分析是，传销最初是海外经广东而传入内地的，要调查就在源头调查。所以，在七月份我们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报道思路，必须在广东抽取传销的调查样本，这些样本必须是广东的传销打击重地，必须不能只调查一个样本，作为主体的样本必须具有最大的典型性。    就在这个基本思路确定不久，本报接到一直销企业员工的报料，称在茂名有不少大学生冒充该公司搞传销，人数多达数千人。方三文立即派我赴茂名调查。通过外围观察及向当地工商部门了解，果然发现茂名地区大学生传销部题严重，但都是一些外部性的信息。由于传销组织本身所具有的封闭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每天一早在公园“讲法”而无法潜入内部。奔波一个星期后，决定撤回。
    撤回后不久，又接到受害人报料，深圳连续出现从香港潜入内地的传销组织，他们把深圳市民诱到香港去进行传销培训，以规避大陆的法律制裁，这其中包括被国家工商总局列为今年打击传销十大案件这一的美国立新世纪。于是，我对这些组织在深圳展开了调查，并通过种种渠道约见了深知其中内幕的香港直销界人士，发现随着中国直销的临近，传销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不只是大学生参与传销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该如何应对传销的种种变局与困局、如何应对传销对社会稳定与发展之冲击的问题。
    但进一步的调查却出现了暂时性停顿，真相和规律的殿堂仍未能登入，历时半月而成果寥寥，我几欲放弃。但方三文鼓励我必须坚持、待时而动。
    七月下旬，调查出现了转机，从南京反馈过来的报料称，有广东江门鹤山的传销组织假冒东莞宏远集团，能过在互联网发招聘广告欺骗国内各大高校诱骗了不少大学生加入传销组织。笔者通过网络找到了该传销组织电话，一番电话面试后该传销人员称“你慢慢等待消息”吧，但久未见回音。同时，七月份又出现了一起大学生被骗入番禺区传销组织跳楼逃生的事件。
    把江门鹤山还是广州番禺作为调查的主体样本呢？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关系到调查的质量、深度与普适程度，这需要有一个量化分析作为我的判断依据。于是，一方面我通过互联网上的搜索发现，今年以来，番禺区传销事件见诸广东各大媒体的频率最高；另一方面，我通过查阅今年以来南方都市报的传销报料，发现番禺的传销恶性事件最多；后来又从广东商工商部门获得材料，番禺受打击的传销人数占广东受打击传销人数近一半，官方统计传销人员至少为两万，而坊间传闻番禺传销人数已达十万。
    方三文支持了我的分析，舍弃鹤山，把番禺作为传销调查的主体样本。
    （二）制定颠覆性目标卧底番禺传销
    在确定调查样本后，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调查必须有与调查对象面对面的非干扰性接触，即卧底暗访。但我们的调查绝不能止于卧底暗访，我们必须对番禺为何能聚集数万传销信徒作出一个社会生态学上的调查与解释，我们还必须通过新闻的个案表象，揭开传销的核心规律以及传销在中国的困局、变局和未来走势。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越以往所有关于传销的新闻调查，为社会公众提供颠覆性的咨询。虽然这种超越将是非常艰难的，但这一目标确实成了此后调查的指向灯与力量之源。
    然而，这一决定立即遇到了新的困难，并没有可直接助记者进入番禺传销组织的线人或者渠道。
    怎么办，没有机会创造机会！
    我查阅了南方都市报广州报料中心今年所有涉及番禺传销的报料，然后向一个一个的报料人打电话以获取有价值的线索。经过一天的地毯式搜索，果然有了收获，查到了七月份从传销组织里跳楼逃生的江苏女大学还在广州。通过回访发现，这名女大学生也是在高校网站里看到招聘广告而受骗的，这个组织叫“广州胜美达公司”。立即通过互联网查阅胜美达的资料，发现这是一个假冒日资企业的传销组织，共有近十所国内知名高校和普通高校网站因受骗而发布了广州胜美达招聘广告和联系电话。
    时机已到，全线出击！方三文让刚从复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陶建杰及浙江大学实习生马宁作我的采访助手。方三文的这一安排很有先见之明，正是有了他俩，才有了整个番禺卧底调查的顺利进行。
    我用互联网上查到的那个电话与胜美达传销组织进行联系，但对方在电话中得知我已经二十五六岁后，就否决了我作他们的下线，与我同年的陶建杰也被该传销组织在电话中否决。我们分析原因后认为，这可能与年龄因素有关，现在传销有低龄化趋势，可能年龄小一点才能进入该组织（事后发现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这时实习生马宁挺身而出，但让实习生潜入传销组织是有决策风险的，当时方三文要求在绝对保证实习生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让他进行这一尝试。
    由于事先我已经对传销组织底层有丰富地了解，通过报料人也掌握了广州胜美达的一些行事秉性，所以精确地设计马宁的身份和找工作理由，并对马宁进行各种应对措施的培训，设计了传销组织在考核马宁时他可以作出的各种回答。然后，我和番愚区工商局和公安局作好了沟通，他们答应在暗访记者遇到危险时立即营救。如此准备已化去数天。
    没出所料，马宁依着我的设计，于8月16日通过了传销组织的电话面试。8月17日，在马宁从广州出发后，我让陶建杰一直跟踪马宁，目的是精确定位传销者的最后落脚地点，我则在番禺作好接应及地方政府方面的公关。在番禺接迎马宁的传销人员并没有发觉陶建杰的跟踪，马宁被传销人员带进了番禺一路边小区。因为我们事选已约定，马宁进入出租屋后，他一定要假装看窗外风景把头伸出来，所以马宁依计伸出了头，我们在楼下看到了马宁，这样就确定了马宁所卧底的具体房间。然后，我们在附近两百米处的一家宾馆租下了房间进行全天候监控，这样可以保证只要马宁一有紧急情况，我们可以立即请求当地政府营救。
    幸运的是，马宁取得了该传销组织的较高信任，在传销窝点里还充许他带着手机。所以，在卧底的前几天，我们可以和马宁用事先约定的一些暗语进行简单的联络。
    另一方面，我和陶建杰用较为严格的社会学观察方法，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观察番禺传销人员的活动情况（传销人员一般在这时起诵读“传销圣经”和进行各项活动）。然后，又分别在中午、下午和傍晚对番禺各个传销活动的公共场所、居住点进行外围观测和记录（仅这项观察的文字记录我们就化了一万多字）。
    此外，我们还调查了番禺的公检法部门关于传销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了番禺区打传办组织的番禺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传销行动。这种采访使我们机会直接干扰性地接触底层传销人员，有了与他们充分的对话和交流机会。更为重要的一方面，通过这次打击行动，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现有打击手段的局限性甚至相当程度上的无效性，获知了工商和公安人员在打击传销上所遭遇的证据困境、法律困境和政策困境，根本性地厘清了番禺传销为何打之不绝的原因，并进一步向广东其它的一些打传重地的政府部门进行了求证。我们发现这一原因对全国的打击工作都是有普适性的。而这一原因正是各大媒体所没有察觉或是有意回避的，我们却找到了可以报道它的一个积极背景，那就是国家商务部正在酝酿直销立法与反金字塔立法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地公安和工商局担心暗访记者在他们的辖区内出事，天天打电话来问我安全有没有问题，催问“是不是可以早点出来”，此时，方三文认为，问题可能不会有警方担心的那么严重，还是希望按暗访一星期至十天的原计划行事.就在我犹豫之时（已是暗访第三天）,马宁连续发来短信,称有经理级传销人物过来了,可以叫公安一同抓了并把他救出来。当时我以为马宁可能暴露了,或者是他的心理承受到极限了。所以我几乎整夜未眠，担心着马宁在传销组织里的安危。第二天晚上,我还是决定让警方冲入该传销窝点解救马宁。
    马宁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他的处境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严峻，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还没有我大。他说其实再呆上五六天也问题不大，只是当时希望警方来抓传销高层,所以给我发了那个短信。那时我真得感到很懊悔,才觉得方三当时的判断的准确性。暗访时间只有四天，这也成了这组系列深度调查最大的遗憾之处。采访完成后，和方三文，及编辑贾云勇、徐诗、王洁商量，由我主笔决定从微观的角度来描述暗访所见所闻，以揭示底层传销人员的状况与心理；从中观角度来探求番禺传销的运行情况及社会生态；从宏观及思辩的角度，以番禺打传所面临的深刻困境为切入点，组合对深圳及其它地方新的传销变势的调查，来探求打击传销的困局、变局、未来走势及出路。
    于是，就有了8月31日共二万余字的《四天三夜，亲历番禺传销窝点》、《传销，虚幻的暴富捷径》及《打传，一场没有终点的追逐？》这三篇步步深入层层剥笋的深度调查。同时，评论部以编辑李文凯为主笔，撰社论分析了传销的“清教徒式”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问题，使这组报道有了耳目一新的理论概括。
    这三篇调查出报后，引起了受众们的广泛关注和反溃并且得到了广东省工商局的积极回应，该局称，这组报道应该是国内目前调查最彻底、最客观和最深刻的传销报道。他们向本报承诺，九月份广东将掀起新一轮打击传销的风暴，并将在广东高校里组织“反对传销、净化校园”宣传周。九月份，工商局的这些承诺确实都有了兑现。
    应该说，这组报道已经初步达到了采访之初制定的目标。
    （三）传受互动揭开传销绝对内幕
    但这组报道仍然未能有力地解释传销组织的生成、裂变以及高层控制的真相，即它还是难以对传销组织的潜规则体系（显规则以五级三阶制及传销教材为依据）和核心规律作出有力解释。
    如果按常规模式操作是极为困难的，我曾经与番禺的一些警官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们说至少目前可能性很小，因为如果要卧底，只有传销做到一两年，并且拉到一两百人的下线，才能进入传销高层，才有可能获取传销的绝对内幕。另一方法是通过司法途径，但少数被抓住的传销头目为了逃避罪责，很少愿意完整地讲述传销的潜规则体系及核心规律。所以，这一块内容几乎成了国内警方、工商以及媒体的共同认知空白。
    出人意料的是，南方都市报凭借其强大的媒体影响力以及这组系列调查本身，激发了已经脱离传销组织的一些中层人员和幕后操控者的良知，并因为报道本身的中立性和真实性羸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前来倾诉了——他们实现使我们最终实现了报道目标。
    先是有一位自称刚从番禺传销组织脱离出来，做了两年传销的c级（相当于传销组织的中层人员）愿意向我们讲述传销的内幕。本报知名对话记者姜英爽和我合作采访了这位报料人，于是就有了9月6日的《两年传销，一场大梦》的对话，这位传销中层人员的回忆与反思最次证实了本报李文凯主笔的那篇社论对传销吸引力本质的揭示——清教徒式生活方式及人生理想是吸引传销人员并使之产生对传销心理依赖的本质性原因。
    9月6日，一个更令人激动的机会到来了。一位两年前已经脱离传销组织香港盛怡国际企业有限公司（为去年广东打击传销十大案例这一）的幕后操控者，甘冒巨大风险向本报讲述传销的高层内幕。
    这位幕后操纵者是个年轻的美男子，但从直觉上判断，这也是一个城府极深、戒心极重的人物。他通过出示只有传销高层才能拥有的收钱单据、传销货单以及传销账户存折，向我们证明了他的身份。9月8日、9日两天，我和陶建杰采访了这位幕后操纵者。他揭开了传销组织的潜规则体系。例如传销组织并不是按显规测所宣扬的有a级存在，而是根本不存在a级，这样传销头目就可以把罪责推到这个虚拟的a级头上，这也正是国内的警方总是很少能抓住a级的真正原因！传销组织也并不是按传销显规则的五级三阶制严格分红，到了b级后五级三阶制就失灵了，b级是和幕后操纵者直接谈判获取报酬的。幕后操纵者之所以很难被警方抓获，还因为他们或潜伏在传销的中层管理人员中，或是在传销组织附近借做正经生意进行伪装。幕后操纵者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传销组织，但这也容易信息传递的失真，所以幕后操纵者都会在传销的中下层人员中按插心腹。但当心腹羽翼丰满后，心腹就有了自已的心腹，那时幕后操纵就失控了，一个老的传销组织可能就解体了，几个新的传销组织就诞生了。
    如此等等的绝对内幕终于有了完整的揭示，这些揭示的意义不只是对于报道本身，个人认为，对于中国的打传工作将都是有颠覆性意义的。因为以前警方总是在抓到b级后仍在苦苦找着他们的a级，一些幕后操纵者从警方眼皮低下溜走。但这个报道告诉我们，幕后操纵者可能就在你所抓的b级传销人员中。这位幕后操纵者还告诉我，以前媒体的反传销报道对于传销人员的杀伤力作用不大，是因为这些报道只是表面性讲述传销惨案与骗局，传销组织可以用一套完整的理论进行应对。但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揭示，使传销组织很难找到恰当的解释方式应付内部的质疑，所以这名操纵者认为这样可以对传销组织，主要是对传销的中下层，起到威力无穷的心理战作用。
    但9月13日，就在报道要发表的前一个晚上，这位传销的幕后操纵者忽然反悔，他希望报道先不要发，因为他害怕报道出来后传销组织可能会报复追杀他。我对他的这种要求只能给予婉拒，没想到他立即威胁我，“如果报道的原历使我少了什么胳膊和腿，那你也会少什么，道上的兄弟不会放过你。我已经偷拍了你的照片”，我事后忆起，在第一天采访他时，确实感到好像有人跟踪。当时我一下子就来火了，“你以为你几句黑话就像把我吓倒？你以为南方都市报记者都是吓大的？你以为报复我，你和你的兄弟会有什么好下场？”，一番与他强势的对抗后，他的态度终于软下来，但记者出于为他保密和安全着想，为他作了化名等一些技术性处理。9月14，《传销绝对内幕》正常出报。
    这，可能是留给这组报道富有戏剧性的结局吧。
    讲述完这一报道经过，我想总结两点。
    其一就报道本身来说，最大的诀巧来自于坚持。方三文对这个报道的方向和价值的坚持起了基础性作用。有了他的坚持，才使我消除动尧度过采访难关。
    我由此感到，对一个新闻事件,一旦认准了其价值和方向,就要坚持不懈。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在挖井快挖到水时,你碰到了一块硬石头。不挖，你当然看不到水；再挖一下，水就来了。
    在这条探求真相的路上，有太多的因素可能让一家媒体或一位记者放弃。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传媒人们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去承受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历险？那就是进取心、判断力、职业精神、新闻源协作和运气。“我不满足这些，这并不是全部。”一份报纸以及一个记者可能需要这样不断地给自已鼓劲。
    其二这组系列报道能做到这个份上，除了采编共同的主观努力外，我认为更重要原因是南方都市报的采编制度。如果南方都市报没有这种对深度调查记者在时间、成本投入以及业绩考核上的制度性宽容和条件，那么记者根本不可能去做这种时间跨度长达两个月的调查报道。如果南方都市报没有对主流大报以及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则根本不必设立这样的制度。除了日常新闻外，这种调查对于一份主流大报来说是必要的。
    所以，这组传销调查报道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南方都市报体制上的一种成功，类似的这种成功必然不断会在南方都市报的其它记者身上重演。尽管南都的管理制度尚有种种不足，但这样的平台与制度或许也正是南方都市报对国内媒体同仁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来源：西祠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