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宸舸：认真对待少数人的权利——由邱兴华之死想到的

发布日期：2009-05-18 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

2006年岁末的邱兴华之死并未使沸腾喧嚣的社会平静下来。关于此案，坊间议论很多。有人说因为他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他的生命权是否被非法剥夺成为一个永远的迷。因为精神病是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法定理由，而此病的存在一定得经权威的精神病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才能成立，但是否决定鉴定由法官裁断。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邱被执行枪决，致死也未进行精神鉴定。有人哀叹该案是“中国司法的悲哀”，因为“法学专家、精神病专家、律师、媒体在公权力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呼吁也好、上书也罢，彻底失败了”。还有人提到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案，通过外国案例来反衬程序正义之难。有报道，因为死刑核准权元旦收归最高法院，多省都爆发了年底处决潮。同时有人拍手称快，认为邱兴华之死对许多人都是个交待，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如果给他做鉴定，结果假如是精神病，那么司法机关将陷于多么尴尬的地位——杀，明显违法；不杀，既违背民意，也无法弥补政府对此案的投入，对被害人家属、一般公众亦无法交待。

　　邱兴华案的焦点问题，不是他是不是精神病，而是他有没有接受鉴定的权利。这个权利既然是被告人（特别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那么法庭就不应当笼统概括的用各种理由（包括“人民的名义”）搪塞和剥夺。在我看来，这个案件也是近年来关于少数人权利的典型个案。
　
　　民主的核心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可以说是多数统治、决定少数，但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损害少数人的权利。民主的出发点应该是个人的价值和自由，保护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公民权利既符合平等的价值要求，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每个人并不一辈子全是占据多数或优势，他（她）也有作为少数的时候。以人生为例，从少年、青壮年到老年不可避免要经历从弱变强再变弱，从被人支配主宰、主宰支配他人到再被他人主宰支配的过程。

　　记得曾有个德国人说过，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纳粹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纳粹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对于那些为少数人代言的学者，我是十分钦佩的。他（她）们明知收获不到大众的欢呼和鲜花，可能招来恶毒的咒骂和曲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人格支撑的。

　　李银河教授在其博客上有篇短文章，题目是《少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的福祉》，她说：许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动不动抓5%的社会气氛中（例如，抓5%的右派，抓5%的地富反坏）所以缺少尊重少数人的经验和气量。我为什么要为少数人的权利说话？因为他们的权利与多数人的福祉有关。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少数人说话，要研究他们的生存状况，关注他们的利益。我认为，关注少数人的利益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为了改善这些人自身的处境——他们常常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歧视，受到欺负，其基本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个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和谐——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少数人足够的生存空间，足够的尊重，社会就不会和谐。看到李教授的这段话，我才真正了解她早年研究同性恋、虐恋亚文化，近年来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频频替一些少数人群（如同性恋、性工作者）代言的原因。众所周知，数百年来同性恋从未得到过大多数人道德上的认可，更不用说国家法律的认可。主要是因为在立法程序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法律得以产生、通过的基本前提（以票决的方式）。

　　最近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第七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交付2007年三月的全国人大表决，为了增加通过的保险系数，已派出许多干部和专家赴各地向人民代表宣讲这部法律草案，相信不久（特别是人大召开之前）各媒体将会有一个“普（物权）法”高潮。我们不要忘了，当我们多数人力挺这部法时，其实还有少数人在不断的针对该法上书，称这部法违宪、使富人带血的第一桶金合法化等等。对于这些反对派，我们应该开放、宽容、尊重的对待，而不能一味的骂死，我们也没有理由让他们闭嘴，因为言论自由。

　　之所以由邱兴华之死联想到少数人的权利，固然是源于邱作为罪犯只是社会的少数人，罪犯也有人权这样简单的法理，还主要因为我一直研究毒品问题，与吸毒者有些交流。我国吸毒者虽然登记的有一百多万（隐性人群约有三、四百万），但与全国人口的基数比较，他们同样也是少数人群。我发现吸毒者有些权利也往往处在保障较弱的境地。例如，有些人因好奇吸毒一、二次，并未上瘾，只由于有些部门、地方“创收”或“稳定大局”的需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来临时被抓进戒毒所强戒。这种做法严重违反现有法规，因为这些人不仅无毒瘾可戒，而且在戒毒所接触毒友、自我标签，反而后患无穷。也没有必要把吸食摇头丸等精神药品者送到戒毒所强戒，因为摇头丸没有生理依赖。强调这方面是有意义的，据报载，在北京吸食传统毒品的人员，第一次被发现就要被强制戒毒，第二次被发现，就要被劳教戒毒。只要两次被发现在歌舞厅吸食K粉或摇头丸，就要被送到强制戒毒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强制戒毒。（参见侯莎莎：《“摇头”两次将被强制戒毒》，《北京日报》2006-8-30）对于一个社会功能良好，个体素质不错，家庭背景较好的人，如果仅仅用过几次摇头丸，是否需要将此人强制戒毒，把他（她）与“多进宫”，有明显反社会倾向海洛因滥用者关在一起，实在值得商榷。

　　当我们作为多数来决策时，一定要换位想一想：当你是少数的时候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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