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论纲

    1．法权结构中的“法”。法权结构中的“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主体认知的“法”，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学者对规则及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民众对于规则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体现为学理性的著述、大众的信念；二是法律规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国家机关、国家授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三是现实表现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动者实际确立、维护并遵守的实践规则。以上三个层面分别构成法权结构的不同形态：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 [1]

　　2．权力和权利。根据政治哲学和社会学晚近的研究成果，权力更强调一种“控制权”，而权利则意指一种“行动的自由”。 [2]权力和权利的本质利益属性，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或资源，而扩大到了几乎一切形式的资源。在当今社会，由于资源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任何公民个人、团体、国家机关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资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同意，自然就会产生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 [3]同时，权力与权利除了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关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响、二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势下发生的互相转化、二者在具体场域中的不同组合，等等。

　　总体而言，权利与权力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极端：互侵与互动。所谓“互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单极化的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个体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对或者武力反抗，以及个体权利对原属于公共权力领域的侵犯。所谓“互动”，同样是从两个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的尊重与信任；二是指有组织的、自治的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监督与信从（一种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础之上的配合与服从）。一般说来，法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法权结构表现为由“互侵”到“互动”的变迁。权利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也从屈服、盲从，逐渐演变为反对、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参与，再到追求自治、积极参与、严格监督，等等。当然，这是理想的变迁描述，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复甚至倒退亦在所难免。

　　二、经济法的法权结构

　　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就是包含或体现在经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经济法”存在应然、法定、实然等多个形态，相应的法权结构即经济法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也存在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三个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层次。

　　笔者将法权结构在性质上界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传统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侵”，与之相对，现代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动”。以此为基础，“传统法权结构和传统经济法”与“现代法权结构和现代经济法”可以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传统经济法”，从理念维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奉行单向度的“国家干预”的集权思想和“全权计划”理念，对国民经济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计划和安排；在西方社会则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的绝对自由和对公共权力的绝对排斥。所谓“现代经济法”，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互动”，表现为秉承“协调互动”的理念，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民主与政府管制的“协调互动”等，在促进和张扬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体现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预和市场的有限自治。当然，与传统法权结构和现代法权结构一样，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都只是一种大致的、笼统的理论概括。

　　三、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基本层次

　　（一）应然态：从共生到协调的经济法理念

　　应然态的法权结构是主体认知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在应然层面，体现为经济法理念对于互动的诠释。经济法的理念即经济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笔者以为，经济法的互动理念从法理角度看体现为共生，从制度角度看体现为协调。

　　经济法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等关系，在法理层面都是共生的反映与体现，是权力与权利之间互动的高级形态，在有些场合，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甚至是互以对方为条件、须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会的组织运作中，商会对成员的组织、管理的权力与商会成员参与商会运作的权利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协调作为一种理念，其内涵也在于强调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共生。作为制度层面的理念，协调强调的是互动的制度化的理论表达，包括主体的协调、行为的协调、责任的协调等等。主体的协调是指分享经济法权力的主体与分享经济法权利的主体在机构设置、资格认可上的对应；行为的协调是指经济权力主体行为与经济权利主体行为之间的配合；责任的协调是指权力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力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与权利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利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匹配。

　　（二）法定态：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

　　法定态的法权结构是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立法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于法定层面，主要体现为各种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寻求功能之间的组合以形成协同效应。就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而言，即是针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将体现不同理念和原则的经济法律规范进行组合，并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环节予以落实。实现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互动，在法定层面上最关键的就是完善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规划行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规划等经济权力必须与民众获得生活保障、获得再就业和再发展的经济权利相共生、相协调，才能发生互动的效果，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制度之间的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拆迁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发展制度之间的配合。

　　（三）实然态：从“互侵”中探寻通往“互动”之路

　　实然态的法权结构是指社会现实的经济生活体现出来的权力与权利二者的关系，与应然态和法定态的法权结构不同，它是法权结构在现实层面的终极表达。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只有这个层面上的法权结构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实现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因而这个层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法律的现实运行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实然态法权结构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难度。

　　从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现实生态来看，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实然层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协调，准确地说，在性质上离互动还相差甚远，“互侵”的现象反倒更为常见。比如商会组织不健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反映了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协调、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职能错位、功能失效等状态。因此，对实然态的法权结构进行分析，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入手，从二者之间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协调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寻实现“互动”的路径。这一路径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理顺法权结构三态之间的关联，使得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应然、法定和实然三个层次之间彼此互通、信息和资源共享，实现良性循环。

　　四、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具体特征

　　（一）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和“经济元权力”的制度化表达

　　现代法权结构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权力的多元化，不仅权力的职能要分散化，权力的主体也必须多样化。经济权力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权力、经济支配权力、经济强制权力、经济处罚权力、经济监督权力”， [4]随着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理论的发展，经济权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渐淡化，个体、社会与国家在对公共经济事务的支配上都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能性，特别是在主体上，经济权力的分享机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经济权力、专门性机构的经济权力社会中介组织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等等。

　　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带来了经济权力生态的繁荣，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中构建一个针对多元化权力本身的监管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个监管机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应是“经济元权力”的创设及其制度化表达。所谓“经济元权力”，也可以称作“经济权力的权力”，即创设经济权力的权力，它是所有个别的、具体的、社会化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和经济性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在制度化设置及运作中的终极性的价值标准。经济权力是特定主体对国民经济运行施加支配性、强制性影响的资格和能力，特别是对于经济行政主体而言，其享有的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宪政权力，其从事的经济干预（如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宪政行为。 [5]规范经济宪政权力、约束经济宪政行为的关键在于为相应的权力和行为寻求宪法、宪政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寻求的实践进路则是探索“宪政规则”、“元规则” [6]在经济权力和经济行为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只有确立并遵循“经济元规则”及其衍生的“经济元权力”，各种具体的、分散的经济权力才能在根本上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经济权力社会化、泛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规范与正当，从而实现与经济权利的互动。

　　（二）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与规范化的制度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权利是经济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所获得的，实现经济目的的，满足物质利益需要的权利。事实上，经济权利的发生往往并不依赖于经济法律或经济合同的规定及约定，特别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实然态的法权结构都包括了经济权力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权利。

　　与经济权力不同，经济权利不需要“经济元规则”、“经济元权利”的制约，相反，最大化地实现权利、发展权利才是经济权利的本质内涵，也是互动式法权结构的根本要求。经济权利的问题在于私权的滥用同样会造成法权结构的失衡，在经济权力缺位、越位、错位的场合下，个体的经济权利往往会因为空间的无限和监管的缺位而挤占公共空间，结果或是个别的权利主体实施不正当竞争侵犯了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或是若干权利主体通过不正当联合或结盟实行垄断、限制竞争，比如价格卡特尔等，从而损害互动的法权结构，损害整体的社会福利。显然，同权力一样，权利自身也要具备实现互动的要件，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构建实现经济权利的规范化，即对私权滥用的制止。比如经济法中宏观调控的功能之一是弥补市场主体力量之不足，市场规制法则主要是对越出正常范围和幅度的私权进行纠正或惩戒。规范和监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极、被动的，互动式法权结构还要求实现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促使个别、零散的经济权利主体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经济权利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监督经济权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个有组织的、自治性很高的权利网络还可以自发地形成自我规范，有效地节约权利监管和规范的成本。

　　（三）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

　　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即社会中介组织掌控及享有的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社会中介组织在结构上连接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行政主体的替代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过信息制造及传输以产出中立、客观、社会性的经济评价。前者的代表是形形色色的商会，后者的代表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咨询和信用评级组织。但社会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容易发生行政化和内部人控制。 [7]行政化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变成政府的代表，沦为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权力触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种官办产业协会；而内部人控制则是指商会组织内部发生经济学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选择”，沦为个别成员谋求私益、掌控话语权的工具，社会经济权力被个别权利主体挪用，社会权力的空间被个别权利主体挤占。

　　社会中介组织同时具有经济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利主体的资格与能力，这一点使它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互动之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勃兴是实现及保障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关键。然而，这种双重的资格与能力也造成了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的重大难题，因为单向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管机制此时已经难敷其责。要完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应是经济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权限是“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总和”。 [8]经济权限强调在经济义务基础之上的权力与权利的复合，事实上是看到了在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仅有经济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支点完善法权结构内部的互动机制，这个支点就是义务。通过将义务同时附着在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之中，实现了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强制性倚赖，保障法权结构的互动格局。因此，经济权限本质上是一种法权结构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经济权限制约机制，是解决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权力及权利监管难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