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国有时代：中国经济解方程——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内容提要」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可把国有企业区分为传统国企与新国企。站在宏观经济的全局上看，可以把国有经济划分为典型传统国有时代与后国有时代。其原因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既需要、又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两难处境。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

　　「关键词」传统国企，新国企，产权改革，实在私有化，虚拟私有化

　　“《光明日报》社论”引发的辩论

　　2003年5月6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新国企”之说。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学界、企业界、政界的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中国何去何从”的辩论。虽然类似的辩论此前已发生过多次，但此次的特殊背景（即中国加入WTO并紧锣密鼓地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的“钻头”经过20多年的钻探已突破“土质层”进而深入到“坚硬的岩层”，十六大的召开，新一届政府的上任等），使该辩论具有了更务实的、更深远的意义。观察家认为，此次辩论的结果将影响到中南海的决策，进而影响着中国国有经济未来的走向。

　　在此篇文章刊出的一个月前，即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在北京正式挂牌。此前，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国有企业的实践表现与人们的预期明显不同，既没有如一些“欧风美雨日本雾”的学者们所预言的那样“由于与西方特征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而必死无疑”，也没有像过于乐观的“土著学派”所预想的那样“全面好转，普遍繁荣”。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并有较佳业绩的国企，被称为“新国企”。与之相对，那些不成功的国企则被称为“老国企”或“传统国企”。

　　与传统国企相比“新国企”具有以下5种特点优势：

　　一是市场化的生存方式。传统的国有企业总是寄希望于政府，要求政府给予扶持政策，或通过行政方式给予保护。实际上，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政府已不可能给国有企业特殊的政策，而且行政干预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市场竞争是不讲出身的，它讲的是优胜劣汰。新型国有企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市场中寻求机会，通过建立竞争优势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有了竞争优势，才会有市场地位；有了市场地位，才能整合更多的外部资源。

　　二是顾客导向的经营理念。国有企业的官商习性是其发展的大敌。企业不论大小，往往部门林立，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充斥其间。在这样的企业中，人们看到的只有自己的上级、自己的职位和自己的前途，惟独看不到顾客。这样的企业失去顾客也就不足为奇了。海尔集团张瑞敏曾经说过，企业不是“卖”产品，而是“买”顾客的信任和忠诚。这一“卖”一“买”之间，显示了“新国企”与传统国有企业的本质区别。从以自我为中心到以顾客为中心，这是“新国企”经营理念的一次重大飞跃

　　三是明晰的经营战略。国有企业没有搞好的原因并不是领导人没有办法，而是办法太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由于任期制而经常变换，换一个领导人就换一套思路，换一套办法。没有新思路的领导人被视为平庸的领导人。结果企业在不断翻新的“新思路”中左冲右突，像一个流浪汉一样无家可归。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忽视战略的倾向不同，“新国企”将战略管理置于企业管理的核心地位。“新国企”善于研究行业竞争规则的变化，能够迅速地将行业机会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相结合，通过明晰的战略定位来赢得竞争优势。

　　四是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传统的国有企业有的是干部，缺的是企业家精神。干部和企业家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是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好的干部不等于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现，并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激励和约束。纵观“新国企”的发展历程，优秀的企业家和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企业家团队的形成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对当地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政府部门能不能以企业家的标准来选拔和任用企业领导人，有没有胆识和魄力为企业家发挥才干创造宽松的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

　　五是建立了新型的企业文化。“新国企”之所以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不光是因为它们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业绩，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新型的企业文化。文化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它是企业价值观、商业哲学和经营理念的综合反映。“新国企”的过人之处就是善于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并通过在企业内部的宣传和强化，使之成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后国有时代与中国经济两难处境

　　《光明日报》社论仅仅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发，把国有企业区分为“传统国企”与“新国企”。而如果推而广之，站在宏观经济的全局上看，我们认为可以把国有经济划分为“典型传统国有时代”与“后国有时代。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与后现代“等的关系一样，”后国有时代“是我们从社会学领域转借而来的一个称呼。不论承不承认，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国有时代“！

　　后国有时代的来临，有其背后的必然原因驱动。其原因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既需要、又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两难处境。市场经济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最佳资源配置机制，发祥于以“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象西方一样进行一场“产权私有化运动”？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私有化改革”？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私有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剩余利润的占有，这是对所有者的激励；（2）资产的排他性独占，这使所有者产生一种对“自己财产”的关心动机；（3）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促使所有者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个人挥霍，最终增加全社会的实际财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没有、或无法把国企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内化动机及任务”。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刘大洪指出：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家族集团还是机构投资者，其最终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链条中，只可能在一个环节上（即经营者环节）出问题；而中国却可能在两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环节，另一个是所有者环节。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如果所有者环节出现了问题，则是上游、是根源，整个链条都有可能崩溃。

　　2、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很可能缺乏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内在动力激励。国有资产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象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必须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代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滋生腐败。

　　3、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同时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之角色，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假球”、“黑哨”频频发生。

　　以上是“中国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理由。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国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现在中国的民心国情难以容忍彻底的产权私有化运动。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赞成国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毕竟，在这个“人权时代”里，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来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2、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政府统管、军阀掠夺、黑恶强索，则不是市场经济。例如，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步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后国有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存续、稳定及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两个极端，一个是北朝鲜的“死守典型传统国有制”，一个是前苏前东欧的“典型国有制剧变为实在私有制”。）

　　中国经济解方程：虚拟私有化改革

　　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刘大洪指出，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李华振 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