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之随谈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陈光中教授的概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环节包括：一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有意愿进行和解；二加害人通过一定的行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达成和解协议，并向司法机关提请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三国家专门机关根据法律和相关原则对当事人进行考察。当公安司法机关确认当事人的和解行为符合刑事和解的具体要求后，便会大致产生以下三种实质结果：一是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提交和解书，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认为案件轻微时，公安机关可以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检察院则可以作出不提起公诉的决定；二是检察院认为和解不能达到完全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仍有必要提起公诉时，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把当事人刑事和解行为写明，使其成为法院减刑的根据。三是当双方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和时解，法院加以审查后做出是否适用的决定。刑事和解的范围一般界限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中国古代唐朝的保辜制度，是指在被害人伤情未定的情况下，官府给予一定期限，让加害者尽力为伤者医治，期满之日再根据被害人伤情对加害人进行量刑处罚的一项制度。○1这种制度让加害人积极做出医治伤者以减轻处罚的行为，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其实，可以说古代的保辜制度和如今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不同时代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人性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同样也是给加害人有悔过和弥补罪过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刑等目的的制度。它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呵护，同时也体现了对社会关系的维护。它具有以下的作用：

首先：减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开始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刑事和解。其立法背景是当时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当繁杂，对一个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司法成本极高。因此，检察官面对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常常在惩罚罪犯、保障人权和节约诉讼资源两个目标的选择中，陷入是否起诉的困惑。在司法实践地不断探索，理论界的大力呼声下，立法者终于将其写入刑事诉讼法中。○2实践证明，此制度不仅使受害人损失得到及时赔偿，补救了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且大大减少了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此外，在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新西兰等）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了一种类似于刑事和解的刑事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它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3
现今中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司法资源极为缺乏，公安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大案，对一些轻微的刑事犯罪案子同样处于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状态，导致了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公权力的保障，同时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刑事和解能减少短期自由刑，不仅避开短期自由刑惩罚功能弱、威慑力不强却容易给加害人留下“后遗症”的弊病，也可以减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适合，适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其次：“公权力”和“民权利”相互配合，当事人共享益处。

刑法对于一些轻微案件适当收缩权力，退而让当事人平等协商，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理念，而且可以使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得到更好落实。具体而言：
一：被害人能及时得到物质的赔偿、精神的抚慰。
很多案件，被害人往往因为加害人经济上的拮据，纵然法院审判下来，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过刑事和解，加害人或者其家庭会尽全力去筹钱，这样无疑更能使被害人及时得到物质的赔偿。而且，对于一些家庭纠纷或者邻里纠纷，很多时候被害人事后已经原谅了加害人，他们并非真的想看到自己的亲人或邻居受到法律处罚。但此时公权力的不妥协性往往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二：刑事和解不仅使加害人能够减轻或免除处罚；也有利于鼓励加害人改正错误，忏悔罪恶，重归正途。
一方面刑罚的目的主要在于教化犯人，不在于重罚犯人。特别是对于一些“冲动型”的犯罪分子，本来他们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但是被关进监狱后，在与其他罪犯接触中，有可能受到一些不良习性的影响。结果不但可能得不到教化，反而不幸染上恶习，甚至产生极端思想，萌生对社会的憎恶心理。
另一方面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家人共度难关更能使其真诚悔过。即使是要服一定的刑期，他们也会立志认真服刑，改正后回报社会。孙铭伟交通肇事案，其父亲孙林为了挽救儿子一条生命，老人家无暇顾及自己身上有血尿病，一心在为获取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而真诚道歉和为了筹到100万而忙碌奔波。相信家里人对孙铭伟的关爱会感化到他，使得他以后更好做人，报答家人和给予宽恕的受害人。虽然此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的贯彻，但孙铭伟能够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从判决书看，法官在量刑时确实主要考虑了孙林积极赔偿的行为和孙铭伟认罪态度良好这两个因素。
再次：对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也有很大的作用。

当事人握手言和，缓解了社会矛盾的深化，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司法机关居中调停、教化也使法治思想更深入民心。社会成员稳定则国家稳定，这也是此制度的核心价值。

又次：刑事和解制度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灵活对待案件的权力，弥补了刑事司法程序死板的缺陷。此外，中国自古有“息讼”的法律文化传统，刑事和解具有较坚实的社会背景。

最后：是对中国传统刑诉理论的突破。
传统理论一味地强调公诉案件只能利用公权力惩罚犯罪分子，当事人不具有任何处分性质的权利。然而刑事和解制度的贯彻落实正意味着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更好地兼顾了刑诉的两大直接目的：保护人权和惩罚犯罪。

三：民众的误解：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一再强调，各级法院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刑法原则，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此，北京、上海等地方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2010年3月，成都市中级检察院出台文件正式承认刑事和解制度，应该说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的创意解读和大胆推行。然而自从它诞生之日，便被一些普通百姓甚至法律学者冠以“花钱买刑” 这个不无讽刺的俗称。如上所述，无论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只要践行者适当贯彻此制度无疑更有利于当事人的利益乃至社会法治的发展。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此种误解，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原因，为刑事和解的进一步贯彻扫清障碍。
原因之一：民众担心这会造成对有钱人的放纵，更加剧了法律的不公正性。在笔者看来，富裕的人确实更容易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是刑事和解绝非‘花钱买刑’、也不是对富人的放纵。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要求加害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并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不仅要重视物质的赔偿，更要重视思想的教化。“钱”只是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对于赔钱而没有真诚悔过的犯人，司法机关同样可以根据和解制度的条件否认其和解的效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司法机关减轻犯罪人刑罚的实质根据，在于加害人真诚悔过体现出其人身危险性较小，而这一因素使得对加害人施以较轻的刑罚显得合情合理。刑事和解的中心不应该是建立在是否赔偿、赔偿多少的基础上。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虽然给予赔偿，但是不能说明其具有真诚悔过的态度，不能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那么即便被害人予以谅解，相应公权力机关也不应从宽处理。”其次，此制度是要严格在法律和法律原则的框架内执行的，绝对不是随便就可以适用的。司法机关作为国民权利保护的最后防线，它应该严格考察当事人和解的行为是否符合此制度的要求，防止当事人滥用此制度，破坏此制度的真正目的。同时，根据“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于一些严重暴力性、危害性的犯罪分子也不适合贯彻此制度。因此，事人是此制度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和解行为是要在制度的框架内和司法人员的指导下严格进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整个活动的操作者。显然，如果当事人的和解就一定成为司法机关量刑的依据，那刑事和解制度就真的成为一种“民间私了”了，这样也会造成司法机关公权力受制于国民私权利的不良局面。最后：刑事和解要综合参考加害人经济状况。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往往对有钱人课以更加严格的赔偿要求，比如加害人只有已经足额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公安司法机关才会不立案，不起诉或者减轻、从轻处罚。然而对于贫穷之人则适当放松了要求。此外，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试图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帮助被害人度过难关。如果此制度能够得到实行，那么就能大大弥补贫穷人无法充分享受刑事和解的好处的缺陷了。
原因之二：有学者认为此制度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之嫌。笔者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这个原则的实质侧面看，它禁止不均衡的刑罚，要充分考虑犯罪和犯罪人危害性。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司法机关是基于加害人的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赔偿道歉的表现，认为其危害性较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追究、从轻或者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刑事和解并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刑法》第37条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四条：被告人已经可以赔偿被害人物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6年12月18日最高检《关于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轻微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险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刑事诉讼法》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法罚的，人民法院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等相关法条也可以为此制度找到法律根据。
原因之三：司法机关人员会滥用此制度，利用其权力迫使被害人接受和解，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刑事处罚，最终伤及被害人的权益。甚至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此制度收取利益，同时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钱某借刑事和解之名徇私枉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的确，在如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总体较低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是，据此就一概否定此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监督制度加以规范，同时健全被害人的上诉制度等渠道不断地加以完善。
 
总之，由于司法工作人员水平较低，民众情绪化，法治思想不浓厚，相关实行程序和配备制度的缺失和不成熟等因素，使得原本是一个法与情相融合的和谐制度，被冠上了“花钱买刑”这个不无讽刺的说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新生物的诞生，给予更广泛关注，让它能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努力从实体和程序上改善此制度存在的缺陷，让这种法情相融的新事物能在我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优势。

 

参考文献：○1《中国法律制度思想史教程》——蒲坚
                   ○2法国刑事和解程序及其借鉴意义——施鹏鹏
                   ○3百科词条的解释
                   ○4《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P334——宋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