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纠问制诉讼中的原告（下）

【出处】《法学家》2010年第2期
【摘要】在西欧中世纪的神明裁判和教会共誓涤罪程序中，用于开启程序的原告不可或缺。当私人告诉者不可获得时，“公共恶名”就被当作开启程序的原告。12-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将这种古老的“隐形原告”作为新创设纠问制的程序开启者，并规定了相应的专门证明程序，因此，欧洲普通法中，纠问制被分为“证明原告存在”与“证明犯罪事实”的预备程序与审判程序。如省略前者或未能证明“公共恶名存在”，审判程序及判决结果无效，而被告享有沉默权。纠问制中的这种“公共恶名”，在后来分别演变为欧洲大陆公共检察官制度和英国大陪审团制度。
【关键词】公共恶名；纠问制；原告；欧洲普通法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五、中世纪世俗纠问制及其原告

（一）罗马世俗法学家论纠问制适用范围与原告

如同教会法学家一样，中世纪罗马世俗法学家以教会法为蓝本，构筑了更为细致的理论体系。

据弗拉尔教授考察，第一个详述“名声”的罗马世俗法学家当属博洛尼亚大学教师托马斯·佩博瑞特（Tommaso de Piperate），他于1275年完成专著《论名声》（Tractuatus de fame）。托马斯对名声的定义是：“在一个城市，乡镇，村落或者地区，它在人们言谈话语中广为流传，并被普遍相信，但是人们并不确定其真实性或公知性”，而“人们”是指“居民中的大多数，并非所有居民”，众口一词并非必要条件。对如何确定“名声存在”这一关键性问题，托马斯提供了两种解决之道：通过两个证人的证言，或由法官调查该传闻是否属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名声的证明功效，他说道，“这取决于名声在诉讼程序中被提交的不同语境。名声本身仅仅能解决某些程序法律问题，而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身”。[1]

继托马斯之后，罗马世俗法学家有关名声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格兰德纳斯的《论犯罪》、巴托鲁斯的相关作品，[2] 15世纪法学家Gian Pietro Ferrari的 Pracica ，Anglo Aretion的《论犯罪》等。和大多数法学家一样，Ferrari将名声定义为“公众持有的、明显指向具体犯罪嫌疑的舆论呼声”，同样，他也坚持适用于审判程序的传闻规则：“那些被目击到的事情被称为众所周知，与名声并非同一事物”。[3] 名声只决定法律问题，但不决定犯罪与否问题 。[4] 十分明显，罗马世俗法学家们所构建的“公共恶名”理论体系，尤其在功能、程序独立性以及证明手段和证明要求上，和教皇英诺森三世、教会法学家所阐述教会法理论并无任何实质差异。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如果说教会法学家是基于虔诚的信仰、维护教会司法纯洁性，为避免上帝惩罚而坚持纠问制必须存在一个原告的话，那么，中世纪尤其13世纪以后世俗法庭法官，则完全由于“血罪观念”的影响、为免受“地狱之灾”，而更强烈地要求杀人机器的启动者。

我们以中世纪罗马法学家辛纳斯（Cynus）、科勒鲁斯、巴德斯为例。

辛纳斯沿循英诺森三世的路径，区分了“公共恶名”与适用简易程序的众所周知犯罪，在谈到“公共恶名”时他说道：“取证时法官必须清楚地区分犯罪共知性与犯罪事实本身”；辛纳斯还以他惯用的挖苦语调嘲弄教会法学家从来都不屑于做出这种区分[5]，并坚持道：“如果‘公共恶名’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证明，那么该犯罪属于‘共知’的标准就达到了，但这种名声却属于不充分证明——质言之，是一个间接证据，法官据此完全有权开启调查”。[6] 巴德斯声称，“恶名代替了正式指控”；[7] 科勒鲁斯也认为，“名声为法官打开了启动程序之门”，因为“恶名昭彰代替了指控”，他专门提醒道：“开启任何程序之前，法官必须事先确定该犯罪属‘众所周知’”。[8]

我们顺便考察后来演变为纠问制的告发制中的原告。

在中世纪，世俗法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何以知道一个犯罪发生？质言之，“公共恶名”如何被传递到法官耳中？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官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的非官方渠道获知的犯罪信息作为启动调查程序的基础？该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之道，催生了负责地方治安的专门官员：“法官正是通过所谓的‘报告’或者告密来知悉犯罪的。根据教会法，每个基督徒都有权向法官报告，但是在世俗司法中，一个有效的告发，必须出自一个公职人员之手。” [9] 在中世纪的世俗法院，这演变成一个由法官自己选任、协助控制犯罪的机构；辛纳斯说道：“法官有专门的调查者负责报告他人的犯罪行为。”[10] 在谈到世俗法与教会法的区别时，辛纳斯说道：“依照教会法，它可以由任何人来实行，这些人行动时具有善意的教导，但是根据我们的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能由负责调查犯罪的特定官员来实施。”[11] 这种要求有一个官方的正式报告，通常被称为“Praeambulum legitimum”。科勒鲁斯认为，“除非事先已经按照上述要求来做，否则程序无效……按照法律规定，即使该犯罪最终得已证明，也不能以其他方式开启程序。” [12] 科勒鲁斯还记录了一个具体案例：没有等待一个正式的官方报告，法官就在一个乱伦案件中开启了程序；在二审中，被告人被宣告无罪[13] 。 这些专门向法官报告有关犯罪的官员就是现代警察的前身。

在辛纳斯看来，“告发者”代替了“指控者”。但是，这种司法活动仅仅限于众所周知的犯罪：所有中世纪法学家一致主张，只有这种案件才适用依职权进行司法调查。[14] 巴德斯宣称：“简单说来，这就是真理，一般根据大陆法，这是不允许的，也不会，除非是众所周知的犯罪。” [15] 研究中世纪的权威厄曼教授评价道：“即使他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犯罪发生，除非收到一个官方报告，法官不能启动程序。”[16] 这里我们看到，最初两个不同但类似的启动方式，即“公共恶名”以及“官方告发”，都以犯罪“众所周知”为必要前提，二者在后来合二为一成为纠问制，但是启动者分别是公共检察官与警察或其他专门的地方官员。

（二）欧洲大陆世俗司法：以法国与佛罗伦萨为考察对象

1、法国13-16世纪纠问制启动方式

我们先看13世纪两部重要的地方习惯法。约1257年由一位匿名法学家或法官汇编而成的习惯法（Les Etablissements de Saint Louis）明确写道：

任何人，如果其犯罪的名声已由公众传闻或者呼声确定，根据法律则应将其抓获，并在其居住地对其行为、生活方式展开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发现他另犯有任何其他可判处死刑之罪，假如无人指控，或者，并非当场抓获的现行犯且他拒绝供认，则不得做出有罪死刑判决。[17]

13世纪法国著名法学家菲利普·博马努瓦尔曾经长时间担任刑事法官、王室官员，他于1283年完成了《韦博地区习惯法》。据其记载，严重犯罪案件除了使用司法决斗之外，“还可以使用另一种程序：原告可以向法官报告说有一个在众多名声良好之士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犯罪，或该犯罪为他们所共知，故不可能被隐瞒，并要求法官履行职责……如法官认为该犯罪属众所周知，他就可以对其处理。”[18] 从上述可知，仅当犯罪属众所周知——“公共恶名”存在——时，法官方可依职权行事。这在下面的条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将罪犯逮捕并收押后，如无人担当原告指控，且其犯罪事实并非‘人所共知’——缺失它则无法审判在押疑犯——那么根据我们习惯法对此人能关押多久呢？…无论收押的是平民或是贵族，你（法官）必须公告如下：‘我们现将涉嫌某犯罪的某某人收监在押——并且你要说明他涉嫌的具体罪行——如有人出来指控，我们就准备进行审判’。在监管法庭要公告三次，每次间隔15天，巡回法庭亦同，每次间隔40天。公告期满，如无人愿意充当原告指控，且法官主动调查后发现该犯罪事实并不属于众所周知，则必须做出释放判决；一旦释放，任何人不得再行指控。[19]……在规定期限内，既无人指控，也未能确定犯罪事实属众所周知，法官如未及时做出释放判决当属错误。[20]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并行交替的程序以及相应不同的原告：或是弹劾制中一个私人原告，或是纠问制程序中所要求的犯罪为“众所周知”之状态。

我们再看14-15世纪法国王室法院成型时期的纠问制。1363年约翰王发布王室法令如下：

在刑事案件中除非…一个明确的犯罪属于众所周知，且嫌疑人犯此罪的传闻存在，朕以及朕的所有官员都无权对朗格尔的居民启动刑事程序并逮捕他们。 [21]

显然，在无人指控的情况下，关于这个众所周知犯罪的公众传闻就取代了原告。我们再看所谓无需原告、法官依职权启动的纠问制程序：

通过“公众传闻”开启的程序，就是通过一个事先的告发、或通过众所周知的传闻——例如在某一地区一个人被视为杀人凶手或者抢劫犯，且所有人都清楚知道他就是罪犯——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当事人存在，法官就可以做出官方正式指控，也可通过王室指控官……[22]

法国公共检察官早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正如埃斯曼教授指出：“正是由于世俗程序缺少了教会法所要求的预备程序，公共检察官才巧妙地跻身于官方调查程序中”，[23] 而教会法中的预备程序，就是专门用于确定“公共恶名”的存在。

2、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据现代学者斯特恩考证，15世纪佛罗伦萨的刑事公共起诉方式有三种：依职权；依“公共恶名”；专门官员的告发。[24] 斯特恩选取了1425-28年间某地区发生的127件案件作为其研究标本，在这127件中，三种启动方式所占比率分别如下：以“公共恶名”启动的为68例，占总量的54%；以驻地官员告发形式为31例，占总量的24%；依职权为28例，占总量的22%。[25] 据斯特恩解释，以职权28例中，其共同特点就是“发生在朋友、邻里、亲戚之间的殴斗，被害人不愿起诉”；而在15世纪之前，这些案件鲜有官方公共调查方式诉讼。[26] 再看驻地官员告发程序；根据斯特恩的划分标准和定义，这种方式是“负责税收、逮捕罪犯或处理当地轻罪的地方低级市政官等，将发现的犯罪向负责审判的法官告发；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是由中心法院系统展开的。”[27]

而“公共恶名”启动方式则不同，其历史更为久远。斯特恩证实，“公共恶名”的启动方式，“发轫于对众所周知犯罪的起诉，在后来它逐渐演变成纠问制的一种普遍启动方式，到1425年成为主要的公共起诉模式。”[28] 即使承担侦查、治安的地方官员在15世纪出现以后，“公共恶名”作为三种开启纠问程序之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六、英国世俗法院的附带考察：大陪审团起源与没有原告的司法结果

简单介绍欧洲普通法与英国普通法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除英国教会法律制度之外，英国普通法是英格兰本土自我发展起来的，独立于欧洲普通法，如梅特兰、密尔松、卡内冈等学者。[29] 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赫尔姆霍兹教授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英国普通法系欧洲普通法的一部分，[30] 著名的大宪章与中世纪教会法的渊源关系也被他逐条挖掘出来，其中的正当程序条款也是源于教会法。[31] 如前文考察，在查理曼大帝时期的死刑审判程序、997年撒克逊神明裁判以及教会宣誓程序中，都将“公共恶名”视为启动程序的前提，并且其采用的专门证明程序极其类似；如果我们不简单地将其视为无谓、偶然的历史巧合的话，近来学者提出的“12世纪罗马法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早期也存在欧洲普通法”[32]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欧洲普通法中“公共恶名”在英国世俗司法中的对应制度。

（一）指控陪审团与“公共恶名”：1215年之前

无论威廉王征服之前的远古时代，还是威廉一世、二世、亨利一世时期，[33] 乃至1215年左右，[34] 重罪如杀人、强奸案，事先要经过一个“邻里指控”程序，“陪审员”的宣誓是针对坊间是否存在“公共传闻”，尔后再决定适用何种神明裁判方式。1164年《克拉伦登法令》也是如此。[35] 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时期著名的1166年《克拉伦登宪章》，则是以逐渐强大起来王室暴力为强制后盾，延续、巩固并扩展了适用邻里指控的刑事重罪案范围。如同997年的12名乡绅指控制度一样，这种指控陪审团所要证明或确定的不是犯罪事实，而是坊间是否存在“公共传闻”。我们看其条文：

1：…来自百户的12名或12名以上的合法居民与来自各村镇的4名居民，要在地方司法官员、巡回法官面前做出宣誓，据实告知在其各自居住的百户、村镇内，是否有人被众口一词地指为犯有抢劫、谋杀、盗窃罪，或窝藏上述犯罪。 [36]

12： 被抓获之人如被发现持有抢劫或者失窃财物，如其犯罪恶名昭彰、坊间存在对其不利的证言，且他无任何保证，那么他不能被授予举证权利；如果他臭名昭著但并未持有上述物品，那么让他经受水审。 [37]

赫尔姆霍兹教授在对1166年《克拉伦登宪章》和1140年左右的格兰西《教会法汇要》做出比较后，曾经做出如下评论和总结：

“我们必须注意《克拉伦登宪章》本身。根据其条文，宣誓的人们不是被要求指控任何人，更遑论对证据做任何评价了；他们仅仅被要求表达出‘公众之声’：谁是被公众怀疑的罪犯？这才是他们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陪审团。正式基于他们的回答，第二个程序才能启动……教会刑事程序也和陪审团指控程序一样，都存在两个独立阶段。公共恶名不等于有罪……二者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教会法审判使用宣誓证据，而英国普通法则使用神明裁判方式。

…教会法程序与指控陪审团制度之间存在三个明显的相同之处：‘公共恶名’之重要性；确定‘公共恶名’是否存在所使用的调查手段，以及随后使用的‘宣誓’证明方式。” [38]

辅佐亨利二世完成司法改革、建立统一王室法院并奠定英国普通法基础的著名法学家格兰维尔在1166年法令颁布不久后说道：“一个基于‘公共恶名’被指控的被告人，只有在‘multas et varias inquisitions et interrogatones’以后才能被交付神明裁判”[39] ；格兰维尔还谈到，当一个具体的原告出来指控被告人时，王室法庭的做法是陪审团“指控程序就终止了…”[40] 布拉克顿在其名著《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中谈到指控标准、区分嫌疑与不可信的谣言时，几乎照搬了罗马教会法的表述：

嫌疑起于传闻；一个有力的推定则源于传闻和嫌疑：直到被告人通过审判程序证明自己无罪之前，该推定一直存在……十分清楚，导致嫌疑产生的传闻必须源于那些值得信赖、负责任之士，而不是那些有罪恶倾向之徒…并且，不能仅仅是一次而须屡屡如此：即（坊间）控诉不绝于耳，（被告人）恶名昭彰。由于坊间的喧嚣之声、公众怨愤之情有时并无事实基础，故亦不能将人们空洞无聊的谈资信以为真。[41]

这里，布拉克顿不仅指出“公共恶名”系程序的启动者，还明确阐述了“公共恶名”的构成要件及其特征：首先须有可靠来源——“值得信赖、负责”的陪审员；其次，传闻共知之程度——不绝于耳、恶名昭彰；最后，证明原告存在的公众传闻与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审判证据有别，且需不同程序。

（二）“原告、证人、裁判者”合一的时代：13-15世纪知情审判团

也许考察一下13-15世纪指控与审判合一的“知情审判团”制度下的司法结果，“原告”——尤其纠问制中“虚拟、隐形”的原告——之于法官的重要性就十分明显了。

曾长期困扰英美学界的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也是英美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13-17世纪，轻罪有罪判决率一直平均维持在75%-85%左右，而同时期重罪案件有罪判决率一直徘徊在15%-40%左右，尤其是在13-15世纪初，比率跌至8%-30%，[42] 以至于“在中世纪后期法律失控更严重的几十年，如果一个重罪犯被当局判决有罪，他会觉得自己特别倒霉。”[43] 当死刑、流血刑的替代刑罚出现时，重罪案件有罪判决率则明显提高，反之亦然。

之所以出现这种罕见、奇怪的现象，正如怀特曼教授指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知情陪审团在担任裁判者的同时，还充当了“证人与原告”角色。[44] 与欧洲大陆纠问制存在“隐形原告”以及其他“脱罪”机制如“法定证据制度”（传闻规则、刑讯制度）[45]等不同，这种“知情陪审团”下的指控与审判，虽然有时可能基于被告异议而出现偶尔的分离，但是，她却是西方刑事司法史上唯一一个可以真正被称为集“侦查、指控、审判职能”于一身的制度，但是，这却是基督教世界司法的大忌，正如怀特曼教授指出，13世纪的世俗司法转型后，在大陆法系是“法官得以救赎，证人的地狱”，在英国是“法官得以救赎，陪审团的地狱”，维持数世纪之久、高达惊人程度的无罪判决率也就不足为怪了。[46]

七、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早期教会共誓涤罪程序，还是教会纠问制，“公共恶名”都被教皇、教会法学家构筑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告，并设有专门程序来证明其存在，作为开启审判程序的前提，并因此形成了纠问制程序的二分法。世俗司法神明裁判、纠问制亦然。因此，在中世纪的教、俗司法中，“公共恶名”作为私人原告的一个替代者，无时不刻不穿梭于神明裁判、共誓涤罪、纠问制程序、陪审团审判之间，她将犯罪、罪犯推到法官面前，叩开了法庭紧闭的大门；在法官与犯罪、法官与罪犯之间，她发挥着必不可少、无缝连接的媒介作用。只有专司指控的公共检察官和其他官员被创制出来，在审前程序中却曾经地位显赫、耗尽中世纪法学家笔墨的这种隐形原告，才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最终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以至于中世纪无辜的法官成为后世众矢之的。

然而，当初为了证明她存在的独立程序和完全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证据、证明标准，依然延续下来并转变为四个显著的诉讼法学遗产：首先，容易被省略掉的“公共恶名”催生了欧洲普通法中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其次，“公共恶名”羽化为欧洲大陆的检察官制度，在英国则是大陪审团制度；再次，在审前程序合法性判断、逮捕标准上，她就是当今英美法系“正当事由”的前身；最后，与此密切相关的第四个结晶就是，逮捕、审前程序合法性的判断并不以后来的审判结果为转移，质言之，即使审判结果表明被告人并非真正的罪犯，但是，只要审前程序阶段“正当事由”存在，那么警察侦查行为当属合法。




【作者简介】
佀化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Richard M. Fraher, “Conviction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The Medieval Jurists’s Debate Concerning Judicial Discretion and the Law of Proof”, 7 Law and history Review (1989), pp.23-88.
[2] See note 1
[3] Ferrari, Practica, f.liiiir, Licet Heli, Corpus Iurus Canonici, col 760-61, Laura Ikins Stern, supra note 43, p.203.
[4] Thomas Kuehn, “Fama as a Legal Statu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in Thelma Fenster and Daniel Lord Smail (eds.) Fama: The Politics of Talk and Reputation in Medieval Europe, 2003, p.30.
[5] 从辛纳斯对某些教会法学家的嘲弄中，我们可以看出，与没有死刑的教会司法相比，世俗的重罪司法更迫切需要一个原告存在。这就不难理解公共检察官为什么在世俗司法中诞生，而教会法庭则依赖独立的前置程序或者法官临时助手来充当起诉人。
[6] “Dicas ergo, quod sufficit probare notorium per talem modum, qui facit semiplenam probationem. Unde si fama de hoc laborat, sufficiat probare famam laborantem, quantum ad hoc, ut ad inquisitionem procedat,” C. IX. 2.7, no.5, quoted by W. Ullmann, supra note 19, p.13. 这段译文我结合了厄曼教授与马海峰同学提供的拉丁文翻译。
[7] Baldus, loc. Cil., no. 2, quoted by W. Ullmann, “Some Mediev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Judicial Review (1947).
[8] Quoted and translated by R. H. Helmholz, “Origins of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IUS COMMUNE”, 65 New York Law Review (1990), p.962.
[9] Sextus, regula 73, translated and quoted by W. Ullmann, “Some Mediev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Judicial Review (1947).
[10] Lecture on C.IX.2.7, no. 5, fol, 537 verso., quoted by Ullmann, id.
[11] “De jure canonico posset fieri (scil. Nuntiatio) per omnes, qui bono zelo et praemissa caritativa monitione moventur. Sed de jure nostro non reperitur, quod posit fieri nisi per quosdam officials, qui criminibus investigandis praeponuntur”, Lecture on C.IX.2.7, no.2, quoted by Ullmann, “Some Mediev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Judicial Review (1947).
[12] “nisi aliquid praecedat, quod aperiat viam inquisition…aliter processus esset ipso jure nullum, esiamsi delictum fuisset deinde plene probatum”, Lecture on C.IX.2.7, qu. 5, no. 3, fol. 109, quoted by Ullmann, id.
[13] See note 12.
[14] See note 12.
[15] “Breviter veritas est ista, quod de jure civili regulariter non admittitur nec procedit inquisition, nisi de crimine notorio”, C. IX. 2.4, no.37, fol.209., quoted by W. Ullmann, id.
[16] See note 12.
[17] .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at 95.
[18] The Coutumes de Beauvaisis of Philippe de Beaumanoir, f.1710.
[19] See note 18, f.917. 如无专门说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0] See note 18, f.919.
[21]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p.104.
[22]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125.
[23]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p.117.
[24] See Laura Ikins Stern,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4-25, 203.
[25] See note 24, p.204.
[26] See note 24, p.207.
[27] See note 24, p.25.
[28] See note 24, p.24.
[29] See F.W.Maitland, “Why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is Not Written”, in H.A.L. Fisher (ed.)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Cambridge, 1911, pp.480-488; [英] S.F.C. 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高翔、刘智慧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英] 卡内冈：《英国普通法的诞生》，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0] See R.H. Helmholz, The Ius Commune in England: Four Studies, Oxford, 2001; R.H. Helmholz, “Continental Law and Common Law: Historical Strangers or Companions?”, Duke L J, 1990, p.1207.
[313] See R.H. Helmholz, “Magna Carta and the Ius Commune”, 6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99), pp.297-371.
[32] See 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 See Naomi D. Hurnard, “The Jury of Presentment and the Assize of Clarendon”, 56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41), pp.374-410
34] See Roger D. Groot, “The Jury of Presentment before 1215”, 2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982), pp.1-24.
[35] Charles L. Wells, “The Origin of the Petty Jury”, 27 L. Q. Review (1911), p.347.
[36] 上述中文译文，笔者结合了Charles L. Wells与耶鲁大学法学院、Fordham 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提供的翻译文本，参见Charles L. Wells, id., p.347. See //avalon.law.yale.edu/medieval/assizecl.asp; //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aclarendon.html.
[37] See //avalon.law.yale.edu/medieval/assizecl.asp; //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aclarendon.html.
[38] R. H. Helmholz,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rand Jury and the Canon law” , 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3), pp.613-627. (here p.618, note27).
[39] Glanvill, quoted by Roger D. Groot, supra note 33.
[40] R. H. Helmholz,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rand Jury and the Canon law” , 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3), pp.613-627. (here p.618, note27).
[41] H. Bracton, On the Law and Customs of England, trans and ed. S. E. Thorne, 4 voles (Cambridge, Mass., 1968), 2:403, quoted by Barrara J. Shapiro,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Probable Cau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glo-American Law of Evid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p.49.
[42] See J. S. Cockburn and Thomas A. Green, Twelve Good Men and True, The Criminal Trial jury in England, 1200—18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omas A. Green, “The jury and the English law of Homicide, 1200-1600”, 74 Michigan Law Review (1976), pp.413-499; J.G. Bellamy, The Criminal Trial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 Felony before the Courts from Edward I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Sutton Publishing, 1988.
[43] J. S. Cockburn and Thomas A. Green, see not 42, p.53.
[44] James Q. Whitman , 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3.
[45] 纠问制中的传闻规则、刑讯逼供制度功能，可能引起争议；笔者将专文揭示13-17世纪欧洲大陆世俗纠问制中“判决先于证据，以证人代替法官、以证人证言代替司法判决”的特殊设计，解释传闻规则的功能。
[46] See James Q. Whitman , 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91-104, pp.12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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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6.[英]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高翔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