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国民待遇终结的时代，外企拿什么来捍卫你的地位

外企，从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天开始，就被赋予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技术、财富、规范和国际化。也正因为这种光环，外企在中国大陆享尽了三十年的超国民待遇。然而，这种以牺牲国民产业为代价的招商引资，也终因中国快速发展和强大，随着两税合一而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有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意味的结局，对外企来说，未免有点难以接受。《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让这些“法律至上”的外企，寸步难行。还有，严格的环保政策、完善的质量标准以及“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政策的重新定位等，这也让不少外企频频抱怨。

不管怎样，中国从立法与政策上，已经表明外企超国民待遇的“戛然而止”。不过，超国民待遇的终结虽然意味着内资外资企业重归同一起跑线，但国企有国家“撑腰”，财大气粗；民企刀口舔血，无视法律；而法律至上的外企，拿什么来扞卫你的地位呢？

走出法律至上的误区

加入WTO后的中国，正在履行入世诺言，国内市场也正在日益成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环境完善也更为深入。然而，中国的法治之路，是任重道远、荆棘满途，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新法旧律交替之际，司法执法改革之时，中国将是一个法治“动荡”的时代。如果外企此时依然迷恋法律，奉之为金科玉律，那么只能寸步难行。试想有多少个内资企业，真正按照《劳动合同法》来处理劳资关系？为什么别人可以刀尖舞步，而你却被告之要循规蹈矩？经常听到同行说，外企的法律服务很好做，只要照本宣科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就希望按程序来做。如果说，这种做法在两税合一之前，尚可行的话，那么如今企业必不堪重负。君不见，有些外企宁愿舍弃中国稳定的投资环境，向越南、印度和巴西等国进军了。但是，物极必反，如果外企视法律为无物，也无异于刀口舔血。君不见，中国多少内资企业家因此身陷囹圄乃至身首异处。外企真正需要的，是从实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法律读解。也就是说，外企真正需要知道的是，风险多大，如何才能未雨绸缪和化解风险，并且以最低的成本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找对律师团队是上策

有些外企，喜欢外国律师，一方面觉得他们很专业，另一方面也容易沟通。不可否认，外国律师在专业方面的造诣远胜于中国的律师，特别在国际诉讼仲裁、反倾销反补贴等方面，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但处理中国本土事务，则未必得心应手。比如说，外国律师什么东西都讲标准化，讲程序化，起草一个合同几十页甚至上百页，让中国的合作伙伴都“闻风丧胆”。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脱离中国国情了。毕竟中国还是个人情社会，做生意讲求信赖关系。好的律师应该知道哪些条款必备、哪些条款可备、哪些不需备。深谙中国国情的律师，起草合同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但有利于交易而不含重大风险。又比如，美国的律师，喜欢怂恿当事人诉诸公堂，殊不知，在中国诉讼往往是“下下之策”。特别是“民告官”案件，赢了官司，会输了市场；或者更惨的是，官司没赢，市场也丢了。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外国律师在处理中国事务上的失效，仅仅因为对中国这块“法治与人治盘根错节”的土壤不了解。

有些外企，青睐外国律所在华办事处，可能是近水楼台的缘故，但是这些办事处的律师是不能做诉讼案的。试想，一个尚未曾披肩上阵沙场杀敌的律师，如何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何能够预见法律风险演变成危机的几率？如何帮企业未雨绸缪，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相反，如果国内的企业想走出国门，做海外投资或者在海外有纠纷，则可以通过这些办事处，寻求东道国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

还有些外企，选择管理咨询公司，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法律、税务和管理三管齐下的服务。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咨询管理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管理，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往往不够权威，只能做到蜻蜓点水。况且，将企业的管理、法务和税务统统外包给同一家公司，违背商业交易基本原则。因为整体外包，缺少制衡与监督，企业难以发现问题，服务也容易出现问题。

最后，有些本土化程度较高的外企，会选择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律师都能胜任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因为传统法律顾问和律师，长期热衷于单兵作战，缺乏管理学知识，提供的服务大多以诉讼为主，并未从根本上防范法律风险，不能让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无法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那么，中国律师如此多，怎么选？其实，在中国这种山寨风行的年代，选择品牌，便是选择了质量。外企在选择律师团队前，应该选择全国品牌甚至是全球品牌的律所。这些律所不但拥有各专业领域的律师团队，还有全国的或者全球的网络资源，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因为，企业的法律风险防控，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多门法律专业的配合，需要各方资源的整合，小的律所不行，素质不高的律师不行，单兵作战的律师也不行。唯有综合性的品牌大所，才能胜任。在此基础上，再寻找具备法律以及管理双重视角，具有丰富实战经验、能为企业提供贴位的法律服务，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专业律师团队。

媒体公关：第四权力的崛起

如今，媒体已经成为一支推动中国法治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国多少高官富豪落马都跟媒体的推波助澜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外企在中国，最容易被媒体“关照”的，就是“劳资门”、“收购门”和“食品安全门”等群体事件，比如富士康的“十四跳”，佛山本田的“罢工门”。其实，不管是富士康还是本田，都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但都因合理性的问题，被受媒体大众质疑，从而深陷危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媒体公关还是比较成功的，使得舆论从一开始的谴责和质疑，转向了支持与理解，而且还收到各省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橄榄枝。反观本田，管理层反应缓慢，不但未能及时拿出实质性方案谈判，防止事态扩大，而且在媒体公关方面也不尽人意。经验老到的律师，在本田的劳资门被媒体曝光后，一定会建议本田及时采取媒体公关，会利用一切资源引导社会舆论，减少负面影响。

同样，如果外企在受到行政侵权，常规的协商，效果一般不明显。然而，真枪真刀提起行政诉讼，甚至花巨资向ICSID中心起诉，与整个“政府为敌”，那也是不明智的。正如第一笔者在《盈科名家大讲坛》上主讲的《以个案实现公正：律师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全文见金牙大状律师网）中，多次强调，面对权力的失衡，司法的公正，有时候只能通过媒体与律师的互动来实现。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如果企业不是明显有理，一般的行政诉讼，几乎都是败诉的。此时，我们的做法是以提起行政诉讼为手段，争取媒体的介入，迫使有关部门在舆论的压力下重回谈判桌，适当的时候再撤诉。这种做法往往能收到“双赢”的效果。比起内资企业，外企面对行政侵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一直以来创汇都是政府政绩评定的标准之一，而外企除了可以行政诉讼外，还可以将中国政府告到ICSID中心。作为中国加入ICSID中心二十年首起国际投资诉讼案，必定引起内外媒体的深度关注。相信，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敢冒这天下之大不讳。

当然，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并非所有案件，都适合媒体的介入。比如，在对方虽然存在重大瑕疵，但是，寻求媒体非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有可能火上浇油的案件，寻求媒体监督就更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我们曾经办理过外企高管的行贿案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这被公安机关自己的监控设备给录了下来。根据这点，我们据理力争，同时向上级领导积极反映，经过一番博弈之后，公安机关由于害怕自己刑讯逼供的行径被曝光，所以最终作出了酌情不予起诉的决定。期间，如果我们采取了寻求媒体介入的方式，那么，双方必定会针锋相对，违法行为被公诸于众的公安机关肯定会置当事人于死地，以反证他们是正确的，避免承担刑讯逼供的责任；而且，目前社会普遍仇恨官商勾结，此事曝光，即便存在刑讯逼供，当事人也不一定会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为突破口，死死抓住，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不起诉这一多方妥协的结果。在这种案件中，寻求媒体曝光，将对方的瑕疵公诸于众，只会令对方“背水一战”，将案件办成“铁案”，即便有冤情也无处可申。

尽管，超国民待遇的时代已经逝去，但外企迎来的是一个“法治动荡”的时代，那些无视法律的企业，难以长久；法律至上，则会让企业某种程度上失去竞争力。此时，外企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拿起“专业的律师团队”、“贴位的法律服务”和“到位的媒体公关”这三大武器。
 
【作者简介】
王思鲁，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吴杰臻，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金牙大状律师网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