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实践意义

当今世界各国，犯罪论体系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模式。一是“三阶层”体系，即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即采用该模式；二是“双层”体系，即将犯罪成立条件分为犯行与犯意，然后讨论抗辩事由，如美国即采用该模式；三是“四要件”体系，即将犯罪构成条件分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即为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之通说。
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对我国现有的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其中以借鉴“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逐渐成为主流见解。笔者认为，上述三种犯罪论体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存在一种模式改造另一种模式的现象，但合理的借鉴非常必要。故本文对“三阶层”体系略作分析，以拓宽审判思路。

一、“三阶层”体系之概述

德日刑法采取的 “三阶层”体系，其将犯罪构成认为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符合性）、构成要件的违法性和构成要件的有责性，并且三者具有程序上的递进关系。

（一）该当性，也称符合性，是指犯罪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某项犯罪构成要件，是法律所调整的范畴，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该当性中包括了主体、行为、行为对象、危害结果和因果关系。

（二）违法性，是指被法律所禁止的或者不允许的行为。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违法性，即使责任重大，也不构成犯罪。违法性判断取决于是否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被害人承诺、自救行为。

（三）有责性，是指侵犯法益之人主观上没有故意以及过失，不应当对其进行谴责。即只有当行为人存在主观责任时，其行为才构成犯罪。主观责任，包括对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故意责任、过失责任的判断。当然，有责性也存在阻却事由，即违法性认识错误和缺乏期待可能性。

二、“三阶层”体系之特点

从表面上看，“三阶层”体系与“四要件”体系并无二致，只是将相关的构成要件作了调整。但从深层次看，“四要件”体系中的四个要件无逻辑上的关系，在定罪时，只是凑足这四个要件，将犯罪构成看作是犯罪条件的集合；而“三阶层”体系中的各要件之间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这就使“三阶层”体系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一）客观为先，防止先入为主。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通行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对某一案件多先对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作出实质判断，经常是先入为主，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三阶层”体系则坚持先外部（行为表象）、再内部，先客观、再主观，先事实、再法律的顺序。2009年发生在深圳机场的“梁丽捡金”案就是很好的例子。该案在起初被定性为盗窃罪，这其中多少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如果用“三阶层”体系进行审视，该案就会比较清晰。先看梁丽的客观行为：梁丽作为机场清洁工，看到垃圾箱旁边无人看管的行李车上孤零零放着一个旧纸箱，就像往常一样，顺手清理走了这个小纸箱。可见，梁丽取走该纸箱的整个过程并不是“秘密窃取”。即梁丽不具备盗窃罪的该当性，显然不能认定为盗窃罪。

（二）动态递进，科学规范定罪。与“四要件”体系对要件一起考量不同，“三阶层”体系是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考量过程。当符合该当性后，再考量违法性，符合违法性后，再考量有责性。比如，李某买了最新款的价值10000元的IPHONE4手机，张某（25周岁）以借用为由取得该手机，后趁李某不备，带着手机逃之夭夭。第一步，张某的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盗取、窃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张某通过秘密行动的方式，侵犯了李某对该手机的占有法益，具备盗窃罪的该当性。第二步：张某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经查，张某没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等违法性阻却事由，因此具有违法性。第三步：张某是否具有有责性？经查，张某精神正常，年满18周岁。因此，应当负责，具有有责性。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张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三）层层“过滤”，注重保障人权。“三阶层”体系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犹如三张“过滤网”，在具体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效的“过滤”机制。比如，许某已结婚多年，有较为稳定的家庭关系。某年夏天，所在山区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许某因此流落异地，为生活所迫而与他人再次结婚。首先，许某系有配偶的人而与他人结婚，符合重婚罪的该当性。其次，其明知本人有配偶，明知重婚违法，故行为具有违法性。但由于许某因自然灾害、生活所迫而与他人重婚，缺乏期待可能性，因此缺乏有责性。故对许某不能以重婚罪论处。

三、借鉴“三阶层”体系之实践意义

2006年，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二审法院改判为法定刑以下量刑，其试金石在于“三阶层”体系中的期待可能性，即人们无法过高地期望许霆在巨额金钱面前采取高尚的自制行为。这表明，虽然“四要件”体系一直指导着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与发展，但随着“三阶层”体系的引进，对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已进入到实践领域。所以，在面对一些疑难、复杂和特殊案件时，我们不妨合理借鉴“三阶层”体系，运用该体系客观到主观、形式到实质、违法到责任、事实到价值、一般到个别的法律思维，通过层层筛选和逐步缩小，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从而更好地体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 

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