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式民主的多元反思

【出处】本网首发
【摘要】后危机时代，政府主导的社会民主化推进将始终面临矛盾。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不是一帆风顺的，民主的演化是历史规律的反应，民主不可逾越规律之上。中国特色民主化之前进尤其引以为戒。民族文化的认同，铸就了中华文明延续的奇迹。这一语境下，中国模式民主的成长受到生物基因演化，家本位的世界观，地理环境因素，各种社会规范，民主意识的多重影响影响。中国民主化目标的实现应从战略高度兼收并蓄，从文化主义达到民族国家的认同，理性对待民主基本的议题，党内民主宜吸纳社会营养，回应发展观念的流变，协调不同社会规范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民主；规律；政府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起
　　
　　后危机时代，政府主导的经济民主化，社会民主化以及化部分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将始终伴随四个矛盾。其一，全民皆批评家的时代，如何发挥网络监督的优势，做好舆论引导。其二，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多元化应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协调公权力和公权利的矛盾。社会调控如何惠及处于尴尬境遇的的中产阶层，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流变怎样应对日益严重的利益分化和政治稳定。其三，走出去和加大内部消化吸收的现实语境下，内外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环境资源要素等急剧流对政府的调控弹性，张力和动态平衡提出了极强挑战。其四，传统制造业投资经营环境尚未根本改善，房地产业非市场化因素的重力出击突然加大，一向扮演主角儿的宠儿风险向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正在蔓延。如何取不变之道应对万变是我们一直探询的易术。必然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兼收并蓄，建立在对民主发展规律的清晰把握的基础上，沿着历史的轨迹，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全面把握民族文化延续中的民主生命因子，准确为中国模式下民主化前进方向把脉。
　　
　　二、民主的路径
　　
　　民主是个什么玩意，西方走过的国家都拿自己的路子说三道四。因为不少人包括我们自己，认为西方就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好东西，主要在西方发展，把我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1]在笔者看来，不乏共同话语文化机制的滞后，不乏竞争压力加大的集体无意识的幽默，不乏利益宣泄渠道的“饱和”，更是传统意识意识形态依赖弱化后的民族社会心理的现实写照，于是经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与利益分配结果的可接受程度在各阶层有着不同的关系曲线。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呼声一向高涨，冷静的考量，我们才发现民主才刚刚发展。仰望香港，看见美国，欧洲的高福利，权利运动的高涨就对自己国家大发牢骚，缺少全局的理性的把握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通病。俄国共和国的建立是一帆风顺么，美利坚民族的成立没有反动势力的反扑么，再看看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几起几落后才使得三色旗稳固的飘扬。印度的民主化前进的代价是惨痛的，即使是伟大的政治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至今也未能解决独立印度的种族矛盾，宗教纷争。几个典型国家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共和国的建立和稳固几经反动势力的反扑，常常面临民主化的困境，没有一个民主共和是一代两代建立起来的，需要的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
　　
　　民众主参与意识的崛起客观上抬升了国民的紧张关系，中央政府的前进方向毋庸置疑，只是代价和成本的遗留。民主不能解决一切，倘若不符经济规律，不合社会规律，不顺应政治规律，必然缺乏理性 制度 规律的支撑，走向分裂。看看俄国的路子，再看看凡事民主而取代经济规律的印度。主流观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民主制度的轨迹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续社会改革，进而政治制度改革为主而全面推进的。没有经济什么都搞不成。即使是在最为发达的区域共同体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资金缺位导致合作机制运行不畅以及减排义务难以落实的弊病不亚于政治利益各自为重的矛盾。主流观念认为，国内经济留下的问题，必须跟进全面的社会改革，我们正处在这一阶段。一个民族稳定的根基是基本国家制度的建立。如此才能彰显民主的价值。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尚未到来，那么过度的民主参与政治亦是不科学的。民主离开了精英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就失去了依托。一时的泄愤，看似理性的狂热式群体行为，历史告诉我们，结果可能是民族国家的分裂，要么刚刚成立政权，遭到反扑，复辟。如此循环，只能是当朝者更替，百姓还是百姓。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不是一帆风顺的，民主的演化是历史规律的反应，民主不可取代规律，越于规律之上。中国特色民主化之推进尤其要引以为戒。
　　
　　三、民族文化延续语境下的民主影响因素
　　
　　五千年的王朝没有一个建号称自己是中国。一些学者以为，原因有两个，其一，中国没有民族观念的概念，中国有统一的文化，没有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其二，有中国的概念意识，有了长久以来对以汉民族为主体团结周围民族的局部文化的认同和依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从血脉里向我们这样有这样的国家文化基因特色。这是我们崛起的优势。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苏格拉底，老子，大凡圣贤都喜欢向后看。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延长社会寿命的最佳方式。好比环保问题，资源和气候变化的实质更新化，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观念所致，创新本来就是把利剑。不得不承认，向后看是化解矛盾，减少冲突 、竞争、 战争的唯一良方。可是我们都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未来惯了，也穷怕了。
　　
　　中华文明的精神在于儒道互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至今仍有人怀疑我们新一代国民到底秉持的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我们究竟还有自己的文明么？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几千年的东西不可能轻易地消化，即使你厌恶他，盲崇新鲜，骨子里仍丢不了那点髓。即使在李泽厚先生所谓的是 “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也剔除不了儒家的基因内核。韩国文化基因成分绝大多数是儒文化。日本有一半。印度 ，马来 和中亚的成分就少多了。儒家文明是跨地域的，欧美民族也具有天然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如果这颗文明之花在域外开得灿烂，一定是我们同化别人么，答案可不是这样。文明这个东西，始终是稀缺资源。哪个民族都在不同时期竞相采摘，因为一旦你的优势被别人踩了，垄断优势丧失，不仅政治势力，反射到军事实力也会削弱。地域面积小人口少的国家往往更有凝聚力。大国其实一样，这好比中国的东北地区一个省份乃至一座村庄。特定地域文化的扭节总是有的，牢不牢取决于范围、种族、信仰、习惯的发发程度 等 影响。一般的，就好比人少好办事，差异小一个道理。这也是美利坚人民不喜欢大范围合作的缘故，当然了，人为的，分权到集权的政治过程为姑且不论。大韩民国，朝鲜，日本------看看我们的邻邦。韩国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国家，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潮和民族凝聚力在这个国度演变成看似矛盾的谬论，这个谬论却让世界敬仰。这是因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度达到高度竞合，再加上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性、恐惧和集体排外主义让这个国度相当团结。
　　
　　民主对中国而言，实属舶来品，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当今更多的是批判的声音，这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等广泛存在。历史地考察，地理环境确属民主发育的关键。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要素的集合。在科学界对进化论主义种种质疑下，有一点是共识的，即生物最初从非生物演化的，现存的各种生物是从共同祖先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等演化而来。从生物学和角度，总体上人类基因的民主化水平尚不成熟。不妨再从如下几个角度探讨民主的产生发展。
　　
　　就地理环境条件，从陆海关系来看，起源较早的民主国家，大都是欧洲国家，爱琴海沿岸的海洋国家，且小国居多。美国虽然地域广辽，发达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观念使得联邦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分享而治。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也需要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完成，比如如全民直选、议会、言论自由等等。这样才能在民主下，保证政府的行政权力和对国家整体的维持与巩固。当然，联邦和州政府的矛盾常常存在，跨州的协调工作与民主的矛盾还是长期存在的，只是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作用的机理不同罢了。那么在民国初年，各省自治的态势下，实则小国寡民的中华大地，为何民主没能发育起来呢？这需要从其他角度找到答案。从地形地貌考察，民主的发源地首先是大河文明，大河文明的原始居民和氏族在应对变幻无常的水环境挑战中，结成联盟，水陆交通的进步，使得商品贸易在上下游沿海口岸城市中变的普遍，地缘意义上的群落形成加快。人类社会是在共同应对大自然挑战中结成同盟的，有了群体，共同的事务，才产生集体决策机制，抛开种种关于民主的实质化标准化讨论，民主的雏形在史前文明史是客观存在的。
　　
　　中华文化的特色是隔绝机制，道路交通的隔绝，地区间的隔绝，家族的隔绝，宗教信仰的隔绝，内外部的隔绝，新旧习惯文化观念的隔绝等等。海洋文明的特点是扩张性，伴随的是资本欲望的征服过程。文艺复兴形式上打破了神学束缚，此后欧美国家，社会力量和国家权力能够和宗教力量良性互动。封闭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长期农业文明的主导，落后的自然条件下，农民不得不依赖于土地生存，血缘意义上的村落，家族逐渐成型。原始社会条件下，氏族首领权威无处不在，民主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主的形式简单化，因为这种民主表面上是顺应长老权威，实则决策能力不足条件下，生存环境使然。随着私有产品的产生，父系的影响力凸显男权主导的时代到来，自黄帝时期到先秦时期一直是诸侯格局的状态，奴隶制王朝下，民主在家族内部，地方实力派和民众之间，皇帝和天下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秦王朝的统一结束了诸侯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这一方式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封建制度下，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都是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不平衡是多方面的，时至今日仍有自然经济成分在边远山区存在。国民党执政时到新中国成立阶段，中国一直是个烂摊子，民主同样难以发育。社会主义走过很多弯路，直到改革开放才极大的解放了人民的思想，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才开始发育，这一宏伟蓝图的推进是经历了多年的主义之争，才为改革定下了思想的调子。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几千年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的。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插叙结构，各个层面都不平衡，礼葬文化，家族文明，农业习俗，都给国民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即使形式上的地方民主决策，实践，无论表现形式，还是作用方式都不平衡。苏力先生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中也多次谈及中国问题的地方性，农业文明的影响，社会民主心理的复杂性。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于家本位的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延续不绝的力量。中华文化追求永恒，以三代家族观为核心，求得永恒，求得延续。一般的认为，党内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关键，笔者以为，不过是相对表象的所谓深刻。如果家本位的世界观难以撼动，中国所谓的全面民主则面临诸多困难。所谓的腐败，管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从维系社会繁衍的规范考察，主导一个社会的力量首先是宗教，其次是习惯，道德，相邻内部规范，各种潜规则，黑规则隐规则，最后才是法律。需要注意的，任何一种或几种成分控制的社会运行中，都可以存在民主，也可以没有民主。古代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登记制度森严。根本上是压迫的，也不乏各层次内部的民主。佛教基督教产生之初，不乏实践中背离教义所宣称的平等，自由，民主的行为。伊斯兰教，天主教，等等也越来越强调神之下的民主，自由，不同宗教的共荣与和谐发展。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不科学，客观的讲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统一主要是隔绝因素使然，中国国人的信仰很有趣，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人既信奉基督，又信奉佛教，也崇拜祖宗家神。传统意识形态控制的弱化，政党执政信心的增强，社会流变时代竞争的加剧，决策信息泛滥导致的决策困难，加之小富积安的心理，宗教的影响力在加大，宗教民主和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法制民主在当代中国并存。怎样应对这一新的社会问题，成为执政党在上层建筑领域需要考虑的新议题。
　　
　　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农民民主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出我国整体国民的民主意识水平有必要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至今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农民，从一定角度，革命的动力，目标都是和民主分不开。《诗经》所辑录的许多民歌， 都盈溢着劳动人民对于剥削者、压迫者的反抗情绪，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提出了某些自由、平等、兼爱的观念。《墨子》，《道德经》都有记载，秦末农民起义揭开了农民民主的第一篇章-反对人身强制和争取富贵机会均等，唐末民起义开创了第二篇章一反对富贵不均和高举平均主义的大旗。明末农民起义造端了第三篇章-废除财产私有制和实现世界大同。[2]农民斗争的历史，就是土地革命的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近年来对中国的农民民主关注较多。聚焦于基层选举制的发展，土地财产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推进，征地矛盾的化解等等。不妨从农民的民主心理分析农民的民主意识问题，在笔者看来，农民的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五个个层面：经济民主意识，即自主创业的意愿和和同所属组织争取经济权利的能力认知；思想意识，即选择社会控制规范进而自我主导社会价值观的自由，即对主体身份角色的认同；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即认识，实践捍卫法定权利的能力和主观心理状态；表现意识，即监督公共行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行动态度。当前事关农民民主的研究，大多孤立的谈影响因素制约，于是简单得出农民的民主意识都不强的简单结论。既无实地调查研究，也没能触及农民思想意识的根源。从实证主义角度，以时下热议的村民选举和征地拆迁为例，笔者来做说明。
　　
　　选举制度方面，有学者基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结论，分析了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认为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是其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而之所以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影响村民参与更低一级的选举行为，是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及所带来的压力型地方治理机制所决定的。村民会对乡镇政府进行角色判断，构成了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基础。村民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选举的倾向可能更高。村民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非政府经济组织，对选举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3]在笔者看来，中国民众的斗争性自史不强，农民从未主动与政府斗争，都是自身利益触及后被迫的反抗。农民对自己的民主意识同城市市民差异很大，自主程度底，每一次斗争都是被调动的对象。相反，对经济自主的权利要求极高。笔者曾做过问卷调查，如果给每个农民五十万元，自主创业的比例是是80%，而在城市仅有15%。即便如此，在近年来的群民群体性实践中，因为争取正当权利的行为也被扣上影响政治稳定的帽子。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常常以牺牲相对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应该增加农民收入。[4]
　　
　　黑社会问题，每每谈及社会治理，联系民主化问题时，常常被忽视而又怠于谈及。法制国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习惯，潜规则，宗教乃至境外，国外等因素都会渗透，民主的价值将难以保障落实。关于中国古代的黑恶势力的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争议的缘由在于对古代黑社会的宗旨，行为目的认识不一。一般的认为，明末组织化达到一定规模，有众多帮派，影响力极大，扮演的角色既有反清性质，也有在今人看来的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红帮就在这一时期产生。这一时期他们实际是作为政府的异己力量存在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本质上讲，帮派都是儒家名教和江湖道义的混合物，并无多少进步性。青帮曾受袁世凯的利用刺杀过宋教仁，受蒋介石的指派参与过“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并在抗日战争中为日本特务机关利用，进行过汉奸活动。而洪门参与过太平天国运动，参加过早期的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最终也日趋没落。进入民国后，对国家政坛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发达城市的黑社会组织。从这时开始，黑社会组织的历史就是就上海的历史，也是就中国的历史。上海黑社会在旧中国堪称老大是与上海租界的存在和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租界当局特别是法租界当局对黑社会势力的纵容和利用， 黑社会势力的坐大将是十分困难的。另外在上海帮会与黑社会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难分难舍。开埠以来一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无业游民既是帮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成员， 又是黑社会各项黑生意的具体经营者和操办者， 不少人是一身而二任的。其他大中城市中虽然也有类似情况， 但无论如何没有象上海这样突出。与帮会相比， 黑社会对于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更为严重， 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觉。[5]
　　
　　黑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官商黑三者结合的历史，一种两种或三种身份的结合都有可能。黑恶力量是阻碍一切民主化的首要因素，打击黑恶势力必须和反腐败配合。否则，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环境还将继续认为恶化，真正的市场准入须过不了这一关，经济民主化，社会分配再公正，到老百姓手中都是空话。一旦离开了保护伞，许多问题则迎刃而解。事实上，保护伞的根除在各国都是顽疾，历史遗留的影响因素更大。老百姓不是不想斗争，而是不敢，社会守法成本巨大，期待政府自身的变革。
　　
　　如前所述，民族文化认同的广泛而长期存在，家族本位三代观的根深蒂固，根源于土葬文化逐渐吸收扩大的礼文化和习惯惯性等诸多社会规范，农耕文明名的安土重迁，以及长期以来上述方面折射的民族心理的历史延续性，共同铸就了唯一尚存的四大文明的奇迹，此外基因进化的程度，地理环境的根本影响，国民性和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作用塑造了传统意义上民主的特色和形式化。

　　中国式的民主成长必须适应地理的因素，由本土自然生成。尽管在谈到国外模式的借鉴（主要是制度层面）上要考虑国情，不可盲目照搬。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照办了海外大量制度，各国也在全球化交往中取长补短，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在笔者开来，一是短期的制度实效难以评判，二是不同制度生存的条件在不同国家地区间形成竞合，毕竟有些东西是超国界的文明共通体。不妨当做是全球化对开放的恩赐吧。中国的民主推进在内外环境下，必须直面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灰黑色地带等多重压力，当前及今后一定历史时期，取决于政府的信心决心，和敏锐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胸怀。
　　
　　四、中国模式下民主的路径
　　
　　关于中国模式，自北京共识后，中外学者从未停止争论。褒奖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无论是权利保障+集中全力，还是大杂烩，抑或市场列宁主义。[6]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是什么，有无都不重要，理论纷争下，直面中国现实最为实际。中国模式下民主化的推进仍面临三个主议题：经济，政治 ，军事。 文化姑且另作别论。改革捧起了起了部分富裕，带来的是短期的集聚繁荣。我们构想的是共同富裕的市场机制继续大步前越呢，还是应该重回计划。我们品到了开放的甜头，饱尝了共贫的苦果，再也不敢睡回笼觉。传统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斗从未停止。农民问题 ，环境资源能源矛盾，区域化大国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了么，实际上，两个问题 一个都没有解决，一定视角看，如周孝正先生所言，情况更加糟糕。
　　
　　刚刚几十年的发展就被攀升的GDP和庞大的国企资本规模冲昏头脑。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底子薄，骨子里的小富即安，民族优越感又通过新的形式变现出来。军事发展方面方面中央近几年逐渐认识到其重要价值，于是把国防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并列的高度。我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先生谈过，发展是个自我范畴，崛起是比较概念。照目前的发展模式，中国崛起不可能。在笔者看来，这种崛起必然产生走些区域化的片面的弯路。精华糟粕并存，新旧元素碰撞，里外交融。一切问题在我们这个广袤的国域变得难以协调。社会前进的脉搏如何把持，谁主沉浮，有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同化，或者说如何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党的执政理念，让这个体系更加开放。 出路只有兼容并包。问题是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么。几代领导集体都未能如民众所愿充分的诠释。兼容并包总是有原则的，一旦摘取了一种主导 总有看不见的地方，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历史告诉我们，几代领导集体走的道路是不可复制的，基本也是符合国情的。弯路是选择的结果，成长的代价。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是人民书写，我们始终活在感性支配下的未来主义中，早早的步入辉煌 步入进步 文明一定持久么。辉煌的定点或许是新文明的诞生。或许是，文明进步的悲哀。天赐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还得顺应。
　　
　　一般的认为，发达的民主制度，民主意愿的实现始终离不开生产力要素，社会建设水平，国防安全的支撑，以及发达的政治文明。综合评判，当前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优势凸显，产业转型压力加大，多角度二元结构矛盾加剧，军事建设滞后，社会保障全面推进，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淡化，传统非传统的社会规范要素交杂存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触动根基。在笔者看来，如前所述，从文化主义视角，培育全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基本条件，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以重新彰显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理念的优势也必不可少。中国是民主就中国民主化发展的影响因子具体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出路有必要在如下方面努力。
　　
　　其一，利益分化的态势加剧，社会意识形态兼容性应直面社会现实，去糟取精，扬长避短。民主观念的灌输，民主化的教育必不可少。理性对待民主的基础理论议题。民主是现实存在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在我们身边。民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改革的跟进，国防安全的建设，各种鬼色黑色影响力的根除。民主不能取代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不能凌驾经济规律，社会规律。
　　
　　其二，民主不仅是执政形式，宪政体制是更是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党内民主与家庭民主够共同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机体，既有社团，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居委会，村委会，政府实体也有网络虚拟空间。在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选民和政党的关系很直接，从商品涨价，学校教育，到劳资纠纷，都少不了政客的干预，政客想方设法拉拢民意，哪个执政者不合民意，老百姓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利益团体与之抗衡。而这些国家的民主果实的获得不是一帆风顺的，基本国家制度形成后，政治运行机制才得已成型，基本国家制度伟大工程的建构，没有一个国家是民主主义取代精英主义的。民主的实质不在于政党的数量，在于竞争。两党制国家竞选的费用大，两党间互相攻击，丑闻不断，政策制定周期长，过程复杂，政策连续性不强，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时不如一党制快捷。多党制国家当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解散重新选举，容易引发政局动荡，不利于政局稳定。笔者以为，既要保障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提升，保证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权力，又要把地方的权力还给地方，社会的权利还给民众。与民争利的观念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考评指标的民主化合理介入是难以剔除的。党内民主应逐渐吸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和社会精英。可喜的我国卫生部和科技部部长都是民主党派人士，然而，政党的社会开放程度和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距离。
　　
　　其三，走出 “素质决定论者”的困境。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型，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7]涉及农民民主的敏感话题，决策精英主义惯性难以根除。当权者信息封锁，领导者对下属的信息封锁一但敞开，则威严不在。几千年的上下级心理不平衡的压力稳定是领导者社会心理在权力架构，政治运行机制和决策行为上的辐射。即使你认为每一个农民是非理性的，官方的决定能够给他们在将来带来福利，农民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不直接关心领导层的更替，也必须给每一个农民表达利益的机会，倾听每一个个体的呼声，让仅有的利益宣泄渠道得以畅通，拓宽利益表达的空间。因为，我的事情我做主。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实现承诺的效果，现实中，农民大多没有过分奢求，常常是政府说话不算数，引发农民的抗议。政府问责制度的虚化，民主参与问责的缺失，中国模式的弊病产生了--没人监督政府。由此，以政府问责为重点，从信息公开领域突破，分阶段，程序化，制度化地推进民众参与问责，不失为一条佳境。
　　
　　其四，与民主相关观念更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是区域发展不平等的诱因。自然条件优势使得政府青睐于资源投入的区域倾斜，人口政策的发展滞后，二元矛盾的长期存在，资源的流动性掌控不力加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带来了系统性的社会弊病，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危机，就业矛盾等等。先发达地区和城市的路子给我们更多的经验教训。我们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地区已经意识到集中发展模式的问题，一方面国家层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整体国民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缓解二三线城市压力，实现人力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良性互动。二三线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注意社会问题预防机制的建立，比如，立法保障城市规划的功能发挥，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以养老保险区域协调起步，逐步建立全面的城乡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区和居民住宅合理配置，以空间建筑资源引到物力人力资源的流动方向，切忌城中心集中扎堆建设大兴交通系统建设。给民营企业平等的投资经营环境和照顾，鼓励民间资本在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每一个劳动者富裕了，消费能力才能递增。纠正GDP中心主义论，树立藏富于民的思想，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每一个公民的富裕。
　　
　　其五，法制的制度张力尤其处理好与宗教，习惯，道德，灰色地带的关系。社会转型期，法律面对的社会问起趋于专业化，复杂化。司法的介入有时是必须的，否则国外的势力，宗教的力量就会渗透，中央政权，地点政权的合法性就会降低。宗教问题上，政府的态度更加开明，除了虔诚的信教徒，社会各界对宗教的态度不乏盲目化，非理性化，寄托化，这里面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因素，还党的执政信念有关。在笔者看来，进行必要的宗教学教育迫在眉睫，宗教崇拜的年轻化，泛滥化走入极端，必然取代理性判断，民主决策，宗教产生的根源是史前人类决策信息不足的产物。为了保障权威的树立，不得不依托一种力量。对待宗教的态度，重要的是发扬合道德的积极因素，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力补充。
　　
　　最后，重视黑社会问题。笔者曾做过相关调查，组织化程度低的黑恶势力主要和当地基层力量的关系牢固，联接的目的是经济利益，其力量支撑主要在区县以下一级。这恰恰是有法不依的难点。实践中屡次受挫后，当事人的报案往往绕过基层派出所，直接接触区，市甚至更上级，结果要么上级直接查办，要么督促下级必须查处，效果确实很好。在老百姓看来，政权的权力等级合法性是逐渐上移的。如此一来，加强对基层执法力量的监督确实是硬方法。实践中百姓的心理分为两类，要么饮气吞声，要么硬碰硬，敢于斗争。真正拿起法律武器对查处黑恶势力有贡献的民众，往往是讲求斗争策略，绕过黑势力关系网的人。倘若一旦百姓对待黑恶势力的潜规则形成行为认同，而集体无所作为时，将是可怕的沉淀、理性、信心和理解是我们当代人应秉持的胸怀。尽管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民主问题，也看到了自己和外文明的差距。实际上，置于同一发展阶段和尺度下，他们未必比我们好。




【作者简介】
潘佳，男，（1986-）河北大学法律系在读，河北省青少年书法家协会会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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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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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恒均 .民主离我们有多远？//view.news.qq.com/a/20101220/000042.htm，最后一次访问时间:201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