唆使未成年人从家里偷拿财物行为的定性

【出处】正义网
【关键词】未成年人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基本案情：19岁男青年刘某因手头拮据，找来正值初中一年级辍学闲逛的13岁男孩安某，让其找家中有钱、愿意出来跟着一起混的人，刘某可以照顾他：有什么事情帮他摆平，没人敢欺负他，一起吃一起玩。安某找来了正不想上学的同学王某（男，13岁）去见刘某，刘某告诉王某以后跟着自己混，有什么事可以关照他，但必须由王某从家里拿钱给大家花。随后，在刘某的唆使下，王某趁父母外出之际从家多次偷出现金交给刘某供其挥霍，所偷拿金额共达2万余元。

　　意见分歧：本案中毋庸置疑的是：安某和王某因未满16周岁，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对于19岁男青年刘某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还是间接正犯，出现了一些分歧。并且因实行犯王某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不作为犯罪处理后，刘某是作为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不构成犯罪，还是单独构成教唆犯触犯刑法分则的盗窃罪，还是因间接正犯构成盗窃罪，这些问题引起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是教唆犯，不构成犯罪。理由是：王某偷拿自己家中财物不是出于自己的犯意，而是因刘某的指使，才产生犯罪意图，盗窃自家财物，刘某与王某是共同犯罪，刘某是教唆犯，王某是实行犯。王某因未满16周岁，犯盗窃罪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犯罪。按照共犯论中的四要件理论，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是共同故意、共同行为、二人以上且都符合主体要求，只要实行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即便对其实施教唆或帮助，共犯关系也不成立，教唆犯和帮助犯就不可能成立。且王某偷拿的是自己家的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以不按犯罪处理，所以刘某教唆他人偷拿自己家钱财的行为也不成立盗窃犯罪。这也是从理论界认可的共犯从属性关系上得出的结论，即以正犯（实行犯）的行为为中心，使共犯（教唆犯）依附于正犯（实行犯）而成立，所以正犯王某不为罪，依附于正犯的共犯刘某也不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是教唆犯，单独构成盗窃罪，且触犯了刑法第29

　　条1款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属于加重处罚情节。理由是王某的盗窃行为是由于刘某的教唆故意才引发的实行行为，刘某符合教唆犯的刑法理论范畴。虽然王某不为罪，但刘某有非法占有王某家财物的故意，且通过教唆王某具体实施，已达到最初目的，是教唆犯的既遂，其教唆行为的后果，比一般实行犯还要严重，不处罚不足以惩治其社会危害性。虽然有共犯从属性说，即以正犯（实行犯）的行为为中心，共犯（教唆犯）依附于正犯（实行犯）而成立，正犯不为罪，依附于正犯的共犯也不为罪。但是，教唆行为本身就是行为人自己犯意的表现，本案中刘某的教唆过程、等待结果以及最终非法占有、享受他人财物的过程就是实行行为，这些实行行为就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而且与刑法第29条1款“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的立法精神相呼应。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是间接正犯，构成盗窃罪。理由是：虽然王某盗窃的是自己家的财物，但是此时王某只不过是刘某的一个作案工具，实质上是刘某在进行盗窃活动，刘某成立间接正犯，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要件，应认定刘某构成盗窃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首先要弄清刘某是教唆犯还是间接正犯。一般来说，利用者强制、操纵、说服、支配欠缺责任能力者（无责任能力或无责任年龄）犯罪的，被利用者对于犯罪没有添加自己的理解，没有自己的意志，受利用者的决定性影响，利用者将他人作为工具实现自己的犯罪，其就是间接正犯。相反，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用者控制的人，具有规范意识和意思能力，对犯罪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具备有目的地实施犯罪的能力，对犯罪具有支配力，犯罪时并没有受到强制支配的，而利用者并非基于优势的意思支配、控制其犯罪的，二者就是共同犯罪，利用者是教唆犯。也就是说，构成教唆犯必然要求教唆人和被教唆人都达到一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本案中王某作案时13岁，不具有独立的意志，缺乏辨别能力，实际上是教唆者刘某的作案工具，刘某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王某实施犯罪，符合刑法理论上的“间接正犯”也叫“间接的实行犯”：因被指使利用者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视为指使利用者自己实施，故指使利用者应对被指使利用人所实施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即按照被指使利用者实行的行为定罪处罚。因此本案中刘某是间接正犯，而非教唆犯，不能直接引用有关教唆犯的条款来处理，应按王某的实行行为盗窃罪处理。




【作者简介】
王聚红，单位为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