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洲式民主”
发布日期：2004-09-29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李光耀是提倡东亚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民主法制国家，不过20多个。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创业、救贫、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生活线上。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等，比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还重要。因此，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更能体现群体的和谐与安乐，更能使政治与社会秩序显出和平景象，成为个人落实其权利之场域。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1年他在联合国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如果民主意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他还说：“许多专制政府都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人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而严谨的政府。”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盛赞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在印尼，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公开的审议，然而一旦领导人作出决定，每个人都要支持，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讨论和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们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东亚式民主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一党体制，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权威主义的政府，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进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变迁为更开放和更多参与的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先于自由民主。第二个方面，东亚领导人强调纪律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必备条件。他们批评西方式民主缺乏纪律约束。尤其是李光耀公开地嘲笑纽约人夜里不敢上街，没有上街的自由，而新加坡的犯罪率要低得多。他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习惯性犯罪的“娇养”，指出那种犯罪确认必须经过充分的法律过程、将“公民自由”置于社会安全之上的选择和代价是注定不能接受的。第三个方面是新闻自由问题。东亚各国都实行过新闻检查制度，李光耀拒绝改变国内的新闻检查制度，声称为了防止煽动性和破坏稳定的信息引起骚乱和降低公共道德水准，政府有权和有责任对进入本国的信息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那些淫秽的和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出版物在境内发行。他指出实行新闻自由的菲律宾和印度并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反而由于在人民中播下了对政府不满的种子而使生活状况更糟。
威权与经济发展
“亚洲式民主”的根本内涵之一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在他们看来，民主不是超越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一种政治选择或终极目的。相反，民主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经济福利等更高目标的工具。这不仅否定了构建有序社会时民主的效用，而且还反对把民主作为政治目标，他们认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在东亚是阻碍了其他形式的民主或价值选择；那种把西方式民主当作唯一的民主形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亚洲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这个“好政府”是一个道德化的政府，它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它要求绝对的权威。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之所以理直气壮，最主要的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东亚的经济发展迅速。这也是它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关键所在。但是，“东亚奇迹”是否就应完全归功于“亚洲式民主”或曰软权威主义呢？这恐怕要作具体的分析。
从世界历史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多数是在专制体制下开始的，这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基本上是如此。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是在民主政体下开始工业化的。在现代史上，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东亚和拉美的少数国家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经济有较快发展的，而其他多数国家或者在集权政治下经济很少发展，或者经济是在民主政体下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国家管理投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竞相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争斗。并且，领袖多为自己的任期和选举所困扰，从而尽量满足选民的短期物质利益。所以，他们更关心消费和福利，而不是投资。此外，首脑的定期更换，尤其是反对党首脑的上台，使政策的连续性很难予以保证，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府则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弊端。它没有任期的限制以及对选民的过分依赖，可以不顾选民的近期利益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因此，它更能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不被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压力所困扰。进而，由于权威主义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行使权力，压制住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因此它更可能实行连续一贯和不受干扰的“纯”经济政策。
这些论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也有很多相反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会发现它们的内在缺陷。难道没有利益集团的竞争，独裁者就一定会制定出正确的和具有远见的政策吗？我们只能说，在独裁者具有先进思想并且清醒的时候，他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而在他被成功冲昏头脑的时候，则必定会实行错误的政策。一般来说，具有现代化观念的独裁者，在其执政的初期，其政策是符合实际和面向未来的，而在其执政的后期，往往是腐败、腐朽和掠夺成性，因而其政策只能导致经济衰败。
那么民主体制呢？它在经济方面的优点是能够保障自由和财产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些民主体制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西方各经济大国自不必说，即使在东方，如韩国，金大中时期的政治体制要比卢泰愚体制民主得多，在推进各种经济改革方案和发展经济方面也更有效。就面向未来而言，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并不总是因为权力更迭而改变政策，这是因为国会和社会对领导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且，只要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是成功的，继任领导人并不会轻易改变。在改变政策方面民主体制对领导人同样有制约能力，这是“亚洲式民主”的鼓吹者们所没有提到的。
现在看来，政治体制的类型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绝对的联系，而与经济发展最为相关的，是政治体制的革新倾向以及它的经济政策。东亚的情况并不例外。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亚洲式民主”或曰权威主义政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那么，是否它就是与多元政治地位等同的一种体制选择呢？换言之，它会长期存在吗？这实际上是要我们回答经济增长与民主的关系。而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增长会促进民主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多长时间内政治体制会因经济的增长而出现民主化趋势，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上会出现这种变化，则会因时间、地点、文化背景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重述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论述和争论，但是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第一，越是到现代，经济增长越是会及早地带来政治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浪潮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经济增长持续25年以上而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化变革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东亚。当然，这种政治变革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出现了政治转型，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和香港则是在体制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竞争。
第二，就一个地区而言，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集权政体容纳了更高水平的工业化，换句话说，其他地区，如东欧、拉美、非洲甚至南亚和西亚都是在较低的工业化水平上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变革。这可能与东亚的传统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或许从另一方面说明，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变革压力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既然当代的权威主义政治是早期和中期工业化的产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尤其是在向信息化转化之后，其政治特性不发生变化。
“亚洲式民主”的变化路径
民主转型的经典理论最关注的是政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民主化是以公民社会的崛起为先决条件的。虽然这是民主化的一种基本途径，但不是唯一的。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它假设各地的工业化都同样地经过各个历史阶段。然而，工业化道路不是单一直线式发展的，尤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依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的。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发展阶段的制约。例如，在英国的纺织业中，制造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在那里，政治民主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然而，在普鲁士和东方，工业化是后发进行的，“纺织业制造商不如农业的上层阶级强大，因此，他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也不如后者有效。东方的这个新的‘摇篮工业’在国内市场与来自西方的早已成熟的纺织制造业竞争时，显得非常脆弱。这样，东方的这些制造商们极力主张实行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纺织工业的这一特点削弱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冲力和影响。”这说明，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由于资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不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其他的社会力量就会跃跃欲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哪里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那里的这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就会统治社会和政治生活。换句话说，这种个体的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阻碍了在国家之外形成独立的利益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8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经济的民主化非常重要。东亚的情况与德国和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有相似之处，即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更有甚者，东亚多数国家比它们更为深刻地卷入了工业化进程。因此，当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公民社会内部孕育出独立的力量，并对国家的权威进行侵蚀时，东亚各国因国家的强大而抑制了这种侵蚀，采取了有所不同的向民主过渡的方式。
东亚的特色是：第一，国家高度地卷入经济领域。国家是关键经济部门的操纵者和控制者，其结果是，私人参与者的独立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其影响深远，就像一个雄心勃勃的母亲竭力去发现自己儿子的奇才一样，虽然这个孩子长大了，但是他很难克服由于被迫接受的强制性的抚育所带来的缺陷。第二，东亚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然而，东亚国家在出口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它们限制了进口对国内经济的渗透。换句话说，在这里，自由的对外经济结构与受控制的国内经济结构并存。正是这种特有的资本主义体制使东亚能够充分利用战后贸易体系。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使日本在五六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成本地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大规模地出口而限制进口，在经济上捞到了好处，而不必担心引起国内的动荡。结果是权威主义体制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那些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看作是民主价值观的主要载体的民主观是以一定的工业化模式为基础的。在推行这些模式的社会中，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而东亚后发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界限的混淆。
东亚各国政府采取的国家主义的工业化政策要求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模式作为保障。在这种模式中，几乎没有给资本留下自治空间。个人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使结构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些独立利益集团一时很难发展起来。然而，自80年代以来，正在变化的国际国内情况，削弱了这种体制安排，增加了资本的自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民主正在通过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协商和妥协来发展。不过，这既不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拓展，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独立性的发展，而是国家与资本之间协商相互依赖的条件。因此，现阶段东亚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是资本不断地、相对地脱离政治精英而取得自治的过程，是政治精英和资本通过协商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的行为。进一步说，这种变化不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展开的。这主要涉及到国家的“开放”，涉及到以前在政治精英和资本之间的庇护关系的重新调整。
东亚各国的改革除了使私人企业得到更大的自治外，还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内部权力的扩散。随着国家的经济功能由领导经济发展向制定规则方面转化，过去建立的像经济企划院（在韩国）这类的组织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越来越失去它的中心地位。由于经济政策的目标更多集中在宏观而不是微观方面，因此像中央银行这样的国家机构开始在指导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97年经济危机发生后，银行的私有化、独立化和法制化进程加快了。结果是，在国家体制内部，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经济部门手中。现在，国家需要改革它的控制手段，要更多的倾听合作者的呼声。要使私人资本遵从政府，就要允许它们表达自己的利益，给它们以更大的权利。
如果把这种变化看成是社会对国家的侵蚀，还为时过早。这种变化目前主要是在国家体制内部，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只能在国家内部寻找它们的代理人。反之也一样，政治精英为了追寻各自的政治目标而积极地与参与政治的各种社会力量结盟。例如，在台湾的国民党内，“主流派”与“保守派”围绕着政治改革的争斗，导致它们在体制之外与其他社会力量结盟。在80年代，台湾当局建立了使资方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的体制。建立了“工业政策顾问局”，通过它与工业界保持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同样，在印尼，技术官僚与军方的争斗迫使这两个集团都与国家体制之外的参与者结成联盟。“在当今的印度尼西亚，最有影响的支持者是工商界和政府本身，它们使法律在推动强大的主张新秩序的精英和不那么强大的亲民主派之间的联合方面发挥作用。”结果是增强了技术官僚的地位，而不是军方、也主要不是商界的地位。在泰国，“公私联合协商委员会”的建立是政府在这方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该组织建立后，一直关心解除政府管制和改革税收，使商业利益和组织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这里的商业关系已由庇护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当然，国家仍有能力通过审批商业组织的合法性来保持自己的支配地位。在像“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局”这样的部门中，技术精英通过“公私协商委员会”经常从商界得到支持，从而增强了自己在国家内部与军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因正式的民主程序的发展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结论
西方现代的民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最初，市民阶级经由启蒙运动认识个人的价值，从争取人权、民权、参政权和自由权开始，进而向君主和贵族抗争赢得政权。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后，他们继续扩大民权，然后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的限制，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而东亚的权威主义体制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利之上，因此，在取得政权后，它有能力对付民权运动的挑战。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是在民族运动发生之时已经发育成熟，而是在民族独立之后依靠权威主义国家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是权威主义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屈从于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东亚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特性。
在这一阶段，民主化反映的是政治精英与资本的代理人之间在国家体制内部的关系的重新协调。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自主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治精英迫于形势变化而主动采取的改革措施所至。因此，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东亚在进行民主化改革时，社会的独立力量还没有对原有的国家体制构成多大威胁，这使得主张改革的社会力量和中产阶级不得不在国家体制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这些代理人协商、互相利用和妥协。总之，“市场”被国家如此深厚地控制着，以至于不存在资本从国家那里获得完全独立的可能性的基础。因此，资本只能在现存的国家体制内部扩大自己的影响。西方的政治多元化是以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为基础的，而东亚的社会力量还被控制在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之中。
现在看来，“东亚式民主”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它是在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内部运作的一种民主形式。由于传统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体制的影响，东亚各国的选举、公民参与和公民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有相当程度的差距，现在还没有一个东亚国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定义完全相称。另外，这种“强国家”的特性保持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也是没有先例的。
我们还应看到，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市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化，这会导致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和各阶级之间特别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紧张，从而削弱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亚洲的传统政治文化也不能适应亚洲社会飞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因而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改变自己的某些与现实不符的因素。这就造就了民主的文化氛围。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东亚式民主的一个基本弱点是：政府运作的好坏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政治学上所讲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这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人物可以促进人们改变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的人们需要这种变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接受和追随这种魅力型人物，实现社会变革。一般说来，这种对领袖个人的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正是这种愚昧使人们产生了革命行动，它使人们不加思索地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束缚，与旧的观念和体制进行“彻底的决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看似愚昧的魅力与理性的启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领导人大多是通过革命掌握最高权力的，少数靠继承获得权力的魅力型人物至少也经过革命的熏陶，否则就不会有很大的魅力，只能利用前任的魅力进行统治。问题是，没有哪个社会总是处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一旦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平稳的发展时期，魅力型统治就难以为继了。尤其是在现代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以后，对专业化的要求日益深化，原来的那种非程序化、非专业化的统治显然不能适应了。人治的问题主要在于它在现代社会无法作为一种长期的治国手段，无法保证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为一个领导人几乎不可能总是那么正确，尤其是在现代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中。
近两年来发生在东亚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金融业和企业出现了问题，从宏观上看则是国家决策和体制的失误。而且这种失误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要解决政府对金融业和企业的过多干预以及确保政府官员依法操作必须进行根本体制的改革，换句话说，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等于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它不仅不能自动解决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从长远来看，它必定会与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因此，东亚式民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经济危机导致的各国领导人和政治体制的更迭与变化非常值得注意。在日本，由于90年代以来的经济停滞和危机导致了1993年自民党的分裂和失去将近40年的执政地位，细川首相上台标志着日本多党制的形成。在韩国，1997年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上台，是其结束一党统治和多党体制形成的标志，显然，这与韩国的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在印尼1998年苏哈托总统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下被迫辞职，是印尼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在泰国，1998年也发生了政府更迭。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深刻的涵义是东亚这种强人政治和对经济的过多的非市场化干预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正如上述，当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当其内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多元化力量发育成熟后（在市场化改革后，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经济的高速增长趋势消失后，整个体制都要发生变化。不过，想要东亚式民主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不现实的，因为太多的人与现实的东亚社会有太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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