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某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老张最近特别烦。
“总是接到一审法官的求情电话。说这段时间发回重审的案子太多了，不能再往回发了！可是我总不能昧着良心办案子吧！”老张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老张心里也明白，这都是刑事司法绩效考核指标惹的祸。由于当前对刑事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形式多样、标准不一、缺乏合理性，部分考核指标甚至成了影响刑事司法发展的桎梏。 目前公安机关在侦办刑事案件中就存在着提请逮捕、罚金指标、规定办案数量等多个指标，而检察院、法院的考核指标更是多出公安机关好几倍。从监督立案数、无罪判决数、人均立案数到信访投诉率、公众满意度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荒谬的是，部分地区甚至将招商引资、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一概纳入目标考核之中。最终导致部分绩效考核与刑事司法原则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绩效考核已经成为了困扰司法机关正常工作之痛。 过多考核使办案机关 无暇细致办案 “在办案压力大的地方，各种考核要求公安、检察和法院‘急功近利’‘粗糙办案’。”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桐辉说。 对华南某市检察院自侦部门的一位领导访谈时，他告诉记者：“如果每年只让我们办理三四起案件，我们可以把案件办得漂漂亮亮，不打人、不骂人、耐心说服教育，从证到人、以外围调查为主，等等，但现在我们每年要办多少案件啊，有时候办案粗糙点、手段不恰当，也是迫不得已。” 南方某省会城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也曾告诉记者：他们那里的办案压力太大了，每天超负荷运转，程序正义问题和人权问题几乎成为一种无暇顾及的美好理想。但另一方面，在治安好、案件少的地方，侦查人员却为完成打击“人头数”，又不得不自己“找线索”，去“勾兑”交警给自己去“找线索”，去“勾兑”交警给自己提供线索，甚至向同事买案件、买“人头”以完成任务。在此之下，嫌疑人被取保、被捕批捕、被捕起诉、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西南某市某派出所的一位警官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以空出时间复习司法考试，到处找人要线索，他甚至给自己的特情下达任务，帮助自己找线索。 该市公安局法制科的同志也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经常出现警察把未获批准逮捕的嫌疑人又拿来申请批捕的情况。而他们不得不去说服这些警察要找新证据，否则将已被释放的嫌疑人再拘留、再申请批捕是违法的，等等。而下面的警察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任务多案子少，抓住一个不会轻易放弃。 一位退休的老检察官回忆说，他们检察院经常面临自侦案件少，找不出那么多贪官的问题，于是不得不四处张贴宣传材料、公告举报电话。有一回，他们终于得到一个某村支书在防洪工程中收受好处的线索，便立即把该支书传到办案区审讯，最终取得突破，还牵出另一村委委员及出纳。因为对他们主要考核追究人数和涉案金额，全局上下一片欢喜。后来，这3名疑犯都遭遇了连夜审理，两人被拘留。 绩效考核对破案率的 要求导致“不破不立” 绩效考核对破案率的要求，导致公安和检察尤其是公安“不破不立”。同时，对那些难以侦破和查办的案件，例如手机、自行车失窃、无名尸体、小额贿赂等案件尽量不立案。 一位派出所老民警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个案子：某师范大学的一名女大学生丢失了一部手机，来派出所报案，警官听说是手机，首先就问多少钱买的，听大学生说是1500元买的后（当地的立案标准是500元），很不甘心，立即问她的手机买了多久了，听那个学生说半年了，立即说：“手机降价很快的，半年时间了，现在可能值400多元了。你这可能立不了案。”旁边几位警察同事，也凑过来说服：“摩托罗拉机子降价更快，你这个案子我们很难办。我们没法立案，我们只能帮你留意一下，你说一下机子的特征吧。能找到就通知你，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最终，说得那个学生反而不好意思地走了。后来，他们对我说，这也是没办法，这种难破的案件要想办法压下去或推掉。 在西南某省会城市一派出所采访时，碰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该所一位警官说，他们辖区包括一个公园，该公园临着一条大河，而且在公园这里有个弧度很大的拐弯，因此经常在岸边发现一些漂浮的尸体滞留在这里。而他们接到这样的报案后，往往先看尸体的头在哪边，如果头靠着岸边，他们没有办法就要立案。但如果头朝着对岸，就立即通知对岸的另一分局的警察来现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案件就该对岸警察管辖。他还说，他们有时还交代该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你们以后碰到这种不明尸体，在报案之前最好用个棍子之类的东西把尸体的头拨准了对岸再报案。” 他说，这种案子最难侦破，耗费时间和力气，又影响他们的成绩。 与此同时，对破案率、办案数、大案数的要求以及命案必破、限期破案、招标破案等自然也会增加刑讯和变相刑讯的几率。可以说，今年以来揭示的不少冤案与绩效考核影响下的粗糙办案有一定关系。某区检察院负责自侦的一位领导在接受访谈时指出，如果要在完成破案数、完成大案数与自己打错了人被扣几分、承担一点国家赔偿责任间选择的话，他们更愿意选择千方百计破大案。 不合理的绩效制度 造就恶性竞争 实际上，不恰当的考核和管理也会影响公检法人员打击犯罪的积极性。例如，对无罪判决的控制以及无罪案件的严重后果（降职、向各方面的汇报与检讨、对本检察院的影响）导致检察官在起诉时尽量绕开那些具有挑战性的疑难案件，以免自己的公诉被彻底否决。这对打击犯罪是不利的。 在西北某公安局，绩效考核甚至还引发了“恶性竞争”问题。据知情人介绍，去年年底考核即将展开，区分局下属几个派出所都在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成绩，打击其他所得成绩。其中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到另外一个派出所的辖区去抓色情交易，抓到以后，被抓所得分数肯定要被扣。于是被扣分的所反过来抓这边辖区的色情交易，甚至跟踪这边的警察，抓住了其参与嫖娼的证据，战火逐步升级......最终，一个派出所境内的色情交易场所因为靠学校太近而被人举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栏目中播出，接着导致该辖区各派出所所长及区公安局局长被撤职。 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黑色的，但充分揭示了公安、检察与法院的不当考核方式可能引发的恶性竞争。 “这在缉毒侦查中再普遍不过了。”一位优秀的缉毒民警说。他侦破的案件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但是对警察造假案这样的事情却见怪不怪。 他告诉记者，其实他们为了完成案件数，有时还故意不把掌握的犯罪打完，即使知道造毒嫌疑人的窝点与工厂，而是等这些毒贩长大了、养多了再去打击。这不是典型的放纵犯罪，甚至制造犯罪吗？他还毫不避讳地说，他大学毕业后，花了3年时间培养了一个特情打入边境的制毒和贩毒集团内部。每当他需要案件时，就让给特情提供买毒人员线索，他再去抓。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绩效制度导致恶性竞争的“力作”。 考核不当 是对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 绩效考核是为了降低监管成本而奉行的一种以结果控制而不是过程控制为主的管理模式。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考核本身依然要花成本，如果考核设定不当、实施不妥，依然会带来巨大耗费，占用有限的公检经费，导致考核和办案的“双重不规范”。 在朱桐辉看来，编制目标、分解目标、进行考核时要花费成本的，目前的公检法的办案经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财力和人力都十分紧张，应当避免过度考核。 前些年，全国公安系统都在搞“三基”建设，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一位警官却说：“三基建设，钱花的不冤枉，毕竟有了这些基础，对预防犯罪和以后的破案有很大帮助，但是每年的考核却有点过度了，是自己整自己。” 频繁的检查对公检法办案的干扰，华东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一个副科长感受颇深。他说：“去年是所谓的抽查，今年又是全方位目标推进，不说这里面的迎来送往和招待，就是纸张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而该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更是开明宗义地说：“这个检查本身就是在捉弄人，而且我们检察院每年的6月到9月是办案的黄金季节，但是上面却不停地一级一级地来检查，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办案，其实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好比正是军队打仗的时候，上级指挥员却要每天检查我们的队列和内务情况、搞越野拉练，自己消耗自己的战斗力。” 其实，绩效考核中出现的不少乱象是资源限制、经费不足导致的暂时现象。不少地方刑警要先垫办案经费，破案后再报账。而有地方推行“招标破案”——谁用钱最少并保证破案就中标，中标刑警领中标款去办案，多的少的归办案人。如此当然影响考核实施效果。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经济不发达、办案经费紧张的地方，似乎指标就多些、严苛些、非规范性做法多些。 北方某省会市一派出所的警官毫不避讳地说：“一度时期，即使我们刑警也有罚款任务，每月1万元，不定期选择某月底抽查罚款完成情况，超额有10%到15%提成。”（转载：原作者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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