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公有资本、公办机构应全部退出CM产业

发布日期：2014-09-17 文章来源：互联网

【学科分类】经济法学
【出处】北大法律网
【摘要】版权法、传媒法、国企改革法规应对CM产业实施重整，目标是驱逐全部公共财政、公有资本、公办机构。具体办法可以是：借鉴朱镕基总理执政时期推广的“陈光模式”，把CM产业的公有资产免费分光——人民无需缴纳费用，免费领取CM产业的股权，实现真正的全民持股，全民所有。
【关键词】CM产业；公共财政；公有资本；公办机构
【写作年份】2014年

【正文】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深改小组”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新型媒体集团。响应党中央号召，我国版权和传媒产业如何部署改革措施呢？

版权和传媒产业（copyright and media industry，简称CM产业）是最体现“民族底蕴”、“文化实力”的知识产权产业，也是全球贸易额最大、行业产值最大、雇人最多的知识产权产业。中国CM产业如何发展，才能既振奋民族精神，又增加社会就业呢？

一、中国CM产业已“苏醒”

借助市场供给贫乏产生的“饥渴效应”和越来越多的“行业门槛”，中国CM产业已迅速做大[1]，并正在努力探寻我们党最核心的价值观——十八大确立的“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根据地最流行的歌曲是《在太行山上》，其歌词第一句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女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传达的精神远比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更加深邃，唤醒了中华民族对自由[2]高傲而执着的向往，我们党正是凭借对这种自由的信念与承诺，赢得了一个“飞蛾扑火”般热爱自由的伟大民族的民心。但我国CM产业长期没什么作品曾认真地记载、描写这种自由。

近几年，浙江东阳的私人资本[3]整合山东国营资本[4]拍摄了一些记载、描写这种自由的电视剧[5]；在文化厚度和人性张力上，其中一些好作品把日本、韩国数十年来的电视文化“比”下去了，更把几乎全部“美剧”都“比”下去了。

《温州一家人》、《父母爱情》就属于这类作品。

它们其实是浙江私人企业与山东政府部门[6]的集体作品，被我国文化界一些专家看作“建国以来”出现的两部最伟大的电视作品，是在给我们中华民族社会底层的个人“写传记”，其堪称经典，能流传百世。

《温州一家人》表现了浙江一个穷苦家庭的成员，为了追逐各自的自由与梦想，既分崩离析又相互扶持的探索历程，刻画了浙江文化的“沧海一粟”。它保存了浙江底层人民对家乡土地与记忆的一腔深情，也为人性的挣扎与困境留下了一个沉默、单纯的背影，对各种可能触动人们灵魂的表达方式、表达内容、表达节奏都“收”得较为恰当，让人非常难忘，适合世界各国人民反复观赏，能让各种血统、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人都从一个浙江家庭的经历汲取到人性的力量，看到人性之美。

如果有一些更伟大的思想家用电影或书籍把上述“收”起来的东西系统、深刻、精致、尖锐地“放”出来，给特定年代留下刺眼的“文化烙印”，那么同时代的电视剧传承的年代可能更加久远。

在文化学层面，《温州一家人》的主要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CM产业第一次真正向社会最底层的个人致敬，从容地记录他们的善良、独立、健壮、秀美、勤劳、精致、典雅、聪慧与坚韧——这些美德都需要人们对“自由”的忠诚来激发，让人们对温州地区伟大的“山海民族”产生了深沉的爱慕、敬佩与同情。它还可能代表了自由奔放的中华文化自秦汉以来的的第一次苏醒，可能代表了中国CM产业告别浑噩后的第一次苏醒。

二、中国民族精神已“苏醒”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依靠唾弃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实现“文艺复兴”，从未有一个国家依靠公办大学的文人和它们培养的革命家去发起、领导“文艺复兴”，如欧洲“文艺复兴”和“大启蒙运动”的领袖是但丁、伽利略、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在各行业从事系统、稳定、技术性工作的专业人士，基本没什么大学教师，更没有革命家，而且这些人基本都是家庭、市场、私学培养的人才。

与欧洲完全相反，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我国公办大学领导的“文化思潮”把以山东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贬低、打压了好几次，颠覆了“山东商帮”在北京、天津商界的领导地位，用抽风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实施丑化、矮化、边缘化，用非常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严重阻碍了山东商帮、山东文化的复兴。

《父母爱情》表现了山东几个农民、商人、军人家庭在一个古怪而有趣、扭曲而单纯、专制而宽容、僵化而恣意的“大政府时代”，粗暴又细腻、执拗又灵活、高傲又卑微地“顽强成长”的一些片段，但这些“片段”借助田横岛的山海风光流露出破碎而又连贯的诗意，这种诗意之静、之美、之纯耐人寻味，值得人们在它营造的“意境”之外观望，有看海的感觉。它没有一丝一毫的矮化、拔高、伪饰、过滤，就把“父母”的历史再现了。这种历史与河洛、关东、华北、吴越等地区的文化作品[7]再现的历史有很大差别。后者营造的“意境”会把人包裹住，让人无法挣脱。

在文化学层面，《父母爱情》的主要成就有两个：

第一，它把胶莱贱民寡言少语却字字珠玑、面无表情却情深似海、单调刻板却才气倾国、天真率性却狡黠孤傲的特质第一次搬上屏幕。它提醒我们，中华大地最早出现、最早缔造自由社会的胶莱民族还未消失，它曾缔造箕子朝鲜、羲和日本、黑海阿尔泰等伟大国家；它还在那儿，还是一个我们不知如何善待的海洋民族。

胶莱地区传承的“海岛文化[8]”可能更多，与“孔孟之乡”所在的泰沂地区传承的“半岛文化[9]”差别很大，但未必不比后者更深邃、沉定。与很多族群不同，过于丰富、舒缓的海滩资源和四季清凉、湿润的海风让胶莱民族习惯了一个人泡在海水中流泪，一个人吹着海风发愁；这个族群不擅长醉生梦死、勾栏瓦市、玩物丧志、扎堆闲扯。他们每个人的“主见”和格调往往多、怪、犟，在《父母爱情》中表现出了“冰山一角”。

第二，它展示了泰沂地区的底层群众有一种被长期误解的、与众不同的观察力、思考力、表达力、耐受力。这使他们在人性上被“大陆文明”遮掩得晦暗无光，但实际却光华夺目，有“半岛文明”历练数千年才能形成的一种贵族节操、贵族格调、贵族智慧。在秦汉之前的6000多年中，这里降水丰沛、河湖密布、森林茂盛，曾建立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最理性，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批古代国家。[10]

这6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贵族气”长期“庇护[11]”着泰沂地区，使之兴起了大量有贵族节操、贵族格调、贵族智慧的原创性文化——儒家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实际上处于儒家文化复兴时期，也是中国秦汉以来最自由、开放的一个时期。例如，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直到蒋介石北伐之前，我国出现了一个自由迁徙、自由创业、自由办报、自由办学、自由结社的“开明时代”。在这个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社会和谐、政府温和的“小时代[12]”，我国出现了两股[13]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代表性力量。

其中一股是山东商帮代表的少昊、胶莱民族传统力量，这种力量在文化底蕴和道德张力上远超过美利坚文化，在知性探索和制度建设能力上不亚于英格兰、德意志文化。例如，从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开始，我国中央政府对山东沿海、内地的通商、兴业、开放力度创造了秦汉以来的最高记录，这激活了山东人民的移民、创业热情，如在这一时期，韩国约90%以上的华侨是山东新移民，山东商帮掌控了韩国90%以上的国际贸易。在奔赴韩国的同时，大批山东移民也纷纷进入东北、外兴安岭、海参崴等地区。

与常识完全相反的是，山东是诗书滥觞之地，其移民大部分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化人，所以能在外地立足、兴业。如山东商帮在烟台、周村等地开埠后兴起，从清末到蒋介石北伐之前，一直掌控着京津地区金融、发动机制造、机械制造、纺织设备制造、丝绸、棉纺、贸易、餐饮等大部分行业的经济命脉。“北京、天津之有力商人，多是山东之人”[14]，如北洋政府统治中国的20多年中，山东商界领袖长期占据着北京商会一半多席位。在关外，山东商帮的势力更大。在长三角地区，山东商帮的金融、贸易、物流、纺织、发动机制造、机械制造等企业也出现了大规模设点、布网的发展趋势。

从清末开始，我国陆续开放报禁、党禁，实行宗教、教育自由，这使山东涌现出大批私人报社、民间教会，其教会学校、私立学校也“统治”了中小学教育市场。山东商人在天津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教友”牵头创办了东方哈佛——私立燕京大学。这种发展表明：自秦汉以来，山东第一次开始在整个底层公民社会复兴上述“贵族气”，只有后者能让人民坚持“操守”，生产出干净的水和食品，生产出一种让世界尊重的学校、报社、企业、国家。

但是，我们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去礼赞我们民族“文化圣殿”上的明珠——儒家文化，却一次次要摔碎、埋葬这颗明珠。尤其从“五四运动”开始，我国一些公办大学的“草根校长”借助他们恣意选聘的“草根文人”，“攫取”了整个北方工商界、知识界的文化话语权，在一个干燥、平庸的内陆城市，呼吸着空气维生素——即负氧离子含量比“孔孟之乡”少几十倍的寒风或热风，奢谈“打倒孔家店”并建立一种更伟大的新文化——即一种完全没有贵族节操、贵族品味、贵族智慧的“东方专制主义文化”。

这种向中国传统文化宣战的发起者们有公办机构雇员的“傲气”，但缺乏“贵族气”，也缺乏深谋远虑。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憎恶，被他们对京津地区最强大的资本家群体——山东商帮的嫉恨[15]“强化”，这种嫉恨借助“巴黎合会”绑架了爱国主义，形成了一种过于强势的“反传统文化思潮”并玷污了数代人的灵魂。

结果，我们整个民族开始“抽风”，一会限制任何类型的“温和生长”，让草根们领着国家搞农业，一会又放纵各种类型的“野蛮生长[16]”，让草根们领着国家搞工业。前者“填埋”了大量河湖沟汊，后者污染了大量水源、农田、蔬菜、粮食。

《父母爱情》其实记录了山东底层个人的一种呼唤，人们需要回到那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全民贵族时代。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粗鄙野蛮、懦弱无能的民族，相反，它是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贵族节操、贵族品味、贵族智慧的民族，远比任何欧美民族更文明。《父母爱情》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真实面貌。

三、中国CM产业应走“东阳模式”

巧合的是，浙江东阳的私人资本不但用“慧眼”选择了《温州一家人》、《父母爱情》这种作品，还用“慧眼”选择了同一个导演——孔笙。受开放时代庇佑，这个缺乏教育背景的孔子后代看似粗莽“野汉”，却比元、明、清时代的官僚更有“贵族气”，他像讴歌贵族那样真实地刻画我国社会最底层的个人，真实地彰显了这种个人的“贵族气”。

在文化学层面，《温州一家人》、《父母爱情》这种“孔笙作品”有一个共同贡献：它第一次开始复兴我国秦汉以来消失的“贵族文化”，它的声势远不如“五四运动”，但从长效复兴中华民族的角度看，它第一次走上了一条正确[17]的道路。沿着少昊文化、吴越文化、泰沂文化、胶莱文化等中华海洋文化[18]发展的线索，我们去追寻普通人的身体、思想曾到过的地方，这可能引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文艺复兴”，会产生一个在文化厚度和人性张力上“征服”世界的中国CM产业。

在影视、文艺作品上，所有的“戏剧性冲突”都有赖于被中文“歧义化”、“意境化”的社会知识系统，以及人们用中文交流引发的误解与模糊，所以只有借助中文语言系统，文艺作品才能走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19]深处，也只有走到那里，这类作品才能感动世界。随着我国CM产业出现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更多的“孔笙”和更多的好作品都会喷涌而出。

CM产业“用中文走路”需要我们解放中文的表达自由。例如，中国绝大部分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思想家，以及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劳动群众都不在“体制内”。中国创造、编纂、阅读、研究“海量”文化载体，如建筑、地方志、家谱、文艺作品、影视作品等的人群，以及操作中国语言系统的人群绝大部分都不在“体制内”。因此，使用和发展中国知识系统、语言系统的人群，绝大部分都不在“体制内”，但中国CM产业绝大部分资源却被“禁锢”在体制内，这些资源只有免费或廉价分给“体制外”人群，让他们在市场上自由配置这些资源，我国CM产业才能真正释放“中文表达”的自由，变成一个蓬勃兴起的新产业。

在产业发展模式上，浙江东阳的CM企业从0起步，建立了高度私有化、破碎化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外行创业”、“草根创业”、“私人创业”的“东阳模式”。“东阳模式”值得在浙江、山东等海洋文化发达的地区全面推广。我国很多地区的CM产业集团都是官办企业，动辄拥有几百亿元的不动产，都变成了“大地主”，主要靠出租房子挣钱，但它们垄断了CM产业发展的绝大部分行政许可、发行渠道，用官僚体制和官僚文化“豢养”了大部分文化人，极大地阻碍了我国CM产业的兴起。

按照“东阳模式”，我国应允许一大批个人、企业在CM产业从“0”开始发展私营公司，要形成自由竞争格局，让这种私营公司借助市场竞争，逐步发展成新媒体集团。缺乏这种痛苦、扎实、漫长的成长过程，任何CM企业都不会有良心，也不会有恒心一直忠诚于我们党对自由的信念与承诺。

从我们1919年开始走上的文化“歧途”看，公共财政、公有资本、公办机构应全部退出CM产业。这个产业的全部资产、机构、投资、项目、产品、服务、雇员应全部来自私营部门，否则“东方专制主义文化”的阴魂就时刻躲藏在我们身后，随时会损害我们的工作、生活、亲人、朋友、制度与灵魂。

【作者简介】
魏衍亮，Dede集团总经理，律师。

【注释】
[1]国有CM产业做大，发起结构改革的难度可能变大了，任何结构改革产生的市场主体也几乎不可能比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培育的市场主体更有良心。
[2]我国十八大确立“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3]私人资本代表单个或者少数几个私人股东控股的企业。与国有民营、私营企业不同，微软、苹果都是公共持股公司，从私有化企业变成了公有化企业。所以，美国的企业统计报告，不把微软、苹果看作private company，而是看作public company.
[4]山东影视、传媒行业没什么私营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这种国营企业不是“国有民营”、“公立民营”企业，而是人权、事权、财权都归上级政府的官办企业，因此山东影视、传媒行业没什么创新，基本上一潭死水，与浙江、湖南等地的影视、传媒行业有天壤之别。
[5]电影的情节需非常紧凑，里程碑式的电影需展示思想、性格、矛盾、事件、人物、社会力量的剧烈冲突，需揭示人性遭受的最细微、最沉重的苦难。韩国已出现不少这样的电影，如《辩护人》，但中国还不能产生这样的电影。
[6]山东影视、传媒行业都是大国企，或者政府的某个局控制，这些机构名称不同，但运行、管理体制相同，都算政府部门。
[7]例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一地鸡毛》、《生死场》、《过把瘾就死》、《妻妾成群》、《长恨歌》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8]胶莱地区几千年前是海岛，但人类化石最早已存在几十万年。
[9]泰沂地区几千年前是半岛，但人类化石最早已存在几十万年。
[10]约7400年前，胶东半岛大部分是海岛，泰山周围则是半岛。
[11]如我国某些地区正在变成树木、人性的“不毛之地”--其很多道路、社区、广场、河岸、湖岸只适合种草，树木生长几年就渐渐死亡，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因为大部分建设单位都喜欢就近挖坑填埋建筑垃圾，喜欢随处排放有毒污水。很多高档社区、火车站广场、城市广场的大花园下面其实就是大垃圾场，填埋着拆迁留下的建筑垃圾。
[12]山东商帮普遍有攻坚克难的经营定力和傲视天下的竞争信心，因此守规矩，重信用，办实事，善自立，天生厌恶阴谋、革命、倾轧、夺权，不擅长与政界、军界、学术界、文化界结党营私，更拒绝接受国外资助，适合活在和平、自由、开放的“小时代”，但容易被推崇革命和剧变的“大时代”边缘化。
[13]第二股力量主要是获得海外资助的南方革命力量。这股力量后来分化成江浙沪为大本营的国民政府北伐力量，与川鄂湘赣为大本营的苏维埃革命力量，这两股力量在其诞生、成长、壮大阶段都曾获得苏联政府的武器、资金、人员、思想资助。最终，苏维埃革命力量夺取了中国政权。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以正式宣言的形式确定了苏联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在财政、军备、政党重组和军队建设方面的援助。1923年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携军事顾问团抵达广州，开始重组国民党与修建黄埔军校等事宜。从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中，苏联军事顾问覆盖到了师一级，包括苏俄内战英雄（后开担任苏联元帅）布留赫尔将军、炮兵专家鲍罗金、通讯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等人都曾参加中国北伐。他们在北伐军夺取湖南、插入湖北、进攻江西的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北伐时期，苏联提供的援助至少有1270万卢布，其中270万卢布用于建设黄埔军校，1000万卢布用于创建国民党中央银行。
[14]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第一部分·二一、山东纪行·（六）济南府》中写山东人道：“此处昔有齐管仲，极其注重产业，奖励商业，锐意图强，其势一时至于称霸天下。……或是管仲之遗风，山东人因受天之恩惠极少，故有奋发之心，富有进取志向，最巧于经商。北京、天津之有力商人，多是山东之人。北满之中国人亦多是山东出身。马贼之大部分亦是山东人。山东人体质强壮伟岸，与直隶、河南以及江南一带汉人，大不相同。”宗方小太郎（1864~1923），
[15]在西方自由经济兴起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文人”对资本家“宣战”也是一种常态，但它们这种文人的影响力很小。
[16]冯仑《野蛮生长》一书中写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野蛮生长，不像西方，先有希腊化时期产生的理性语言，罗马化时期形成的理性宗教，大启蒙时期复兴的理性哲学，然后地方自治扩散，然后出现一点民主制度，最后出现法治系统。有了上述基础，西方才开始出现工业革命，所以环境遭受的破坏较小。相反，中国是什么都没有，就释放工业增长，所以环境遭受的破坏很大。
[17]西方文化自从文艺复兴以来，都是贵族文化，是一种把“人”当贵族看的文化。
[18]泰沂地区原来是临海的半岛，胶东半岛是海岛。
[19]中文表达的用词非常拥挤，侧重意境和感觉，饱含言外之意，非常敏感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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