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与寺庙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合同关系（来源：《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20日 第七版）

时间：2015年3月30日下午     地点：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
    案由：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案情：2014年4月，曾任江苏某寺庙住持的田某与该寺庙签订离任协议，约定了离任后的待遇问题。田某称，后该寺庙未按约履行，遂将其告上法庭。
    案情回放
    约定的离任待遇未落实
    2010年4月10日，田某接受江苏某寺庙的聘请，任该寺庙的住持，任期四年。任期届满前，双方签订了离任协议书，约定田某从2014年5月起继续享受其在担任住持期间的待遇，由某寺庙每月发放一次。田某、某寺庙及继任住持均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田某表示，协议签订后，该寺庙未按协议及时履行，其多次交涉仍未得到明确回复，故诉至法院。
    田某认为，自己与该寺庙构成劳动关系，请求法院判令该寺庙给付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所欠工资33000元，支付拖欠工资数额25%的经济补偿金8250元，并从2015年3月起每月支付工资3300元。
    庭审现场
    双方对田某受江苏某寺庙聘请、担任住持的期限以及签订离任协议的事实并无异议，法庭调查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争议焦点进行。
    焦点一：僧人与寺庙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对于田某是否系该寺庙的员工问题，田某举出两份证据：一是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证明其拥有合法的用人资格；二是聘书一份，证明田某从2010年4月起接受聘请，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
    田某认为，寺庙作为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也有相应的资金，符合作为用人单位的基本特征，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且田某当初系聘请而来，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每月发放工资。
    被告认为，被告虽领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但根据《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的规定，僧人与寺庙之间是共住关系，寺庙不具有用人主体资格，且僧人主要从事宗教活动，目的在于修行、实现其宗教信仰，而非提供劳务，获取劳动报酬，故原、被告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法庭调查结束前，田某补充提交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征询书，证明劳动仲裁部门决定不受理田某与江苏某寺庙之间的工资款纠纷。
    焦点二：离任后的每月工资额是多少
    围绕离任后的待遇问题，田某提交了一份2014年4月30日双方签订的离任协议书及附件一份，其中第二款约定“离任退居后享受住持期间的待遇（工资不低于2500元，每月发放）”。在协议背面的附件中，有一行字为“补发1300*12*4=62400元。”
    田某主张，其离任后应当享受的工资额是3300元/月。因为，其当初来寺庙时每月发放的工资是2000元，后来被告又按照1300元/月的标准补发了相应待遇。
    此外，田某提出，其主张的起初2000元/月标准的工资待遇一般在年底结算，但工资单均在被告寺庙处，应由该寺庙负责举证。
    被告认为，协议只是约定田某离任后工资待遇不少于2500元，被告只有支付田某不低于2500元工资的义务，而不是每月3300元。
    审判长问：“被告，根据离任协议书附件载明的，1300元/月是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补足的工资？”
    被告代理人答：“ 1300元是原告离开寺庙的条件，以工资的形式计算的数额。”
    审判长问：“原告在寺庙担任住持期间，月工资多少？”
    被告代理人答：“没有具体的工资，有时做牌、做佛事，根据收益的多少、参加人员的数量，减去成本，由僧人分配。”
    焦点三：被告有无拖欠原告工资
    被告坚称并没有拖欠田某工资，并向法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一份和田某于2015年2月27日签收的工资表一份，证明被告于当天向田某发放了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每月2500元，共计17500元。且该工资是在被告没有收到法院传票及诉讼材料的情况下，由田某本人就数额核对无异签字确认后支付的。
    田某认为，汇款发生在其向法院起诉之后，因此，这份证据不能就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问题进行抗辩。工资结算表只能说明田某于2015年2月27日领到工资款17500元，不能证明其工资就是每月2500元。况且，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发放了2014年5月至7月的工资。
    被告解释说，这3个月的工资已纳入了相关补偿中一并给付。
    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