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之论二 ---公有制的弊端

发布日期：2018-04-19 作者：管兴武律师

对于公有制的弊端，我和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中所述的看法是一致的；特别是我在国外看到的一些具体的现象，也经常引发我对公有制弊端的思考和感受。

去年，我在英国苏格兰高地跑了一周，被其大气而不失温婉的美景深深吸引，在洁净宽阔的高地或海边，总能看到美丽的私宅和谐地融入在自然景观中，近看这些私宅建筑，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艺术美；这些细节的美并非一代人所能造就，而是经过几百年中多少代人的细心积累，而这一漫长过程必须是建立于财产私有制度的基础上的，只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才能建立长期发展的安全感。而我生活在公有制的国家，曾经在老家农村建个别墅的愿望只能不了了之，不用考虑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单是在短期内会不会被政府征地强拆就足以叫人担忧，所以我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只能继续居住在破旧简陋的房子里，等待着-----其实又不能叫等待—--将来不知是否会发生的征地拆迁。

关于土地公有制下的土地征用问题。我在东京大学参加了一个中日律师大陆法系民法研讨会，会中有日方同仁提到日本国内近来频发的案例----政府因无法找到闲置土地的所有权人而无法对该土地征用，从而导致公共项目建设无法实施。原因是日本土地属于私有财产，而且并不强行要求所有权人对土地产权进行登记，也就是说，政府面对其辖区内的一块荒废多年的土地无权知道该土地的主人是谁，更无权征用了。日本在19世纪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根本在于日本开始土地私有制改革，并仿照欧洲立法，从而确立了政府与个人具有平等地位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下，所有的生产要素才得以合理流动和分配。中国清末便开始积极向日本学习改革及立法，但一直失败的原因便是没有触及财产所有制这一根本性问题。后来周恩来也多次尝试求学日本，但均未被日本的大学录取，所以，设想周先生若在日本留学成功而接受了其私有制观念，他是否还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呢？

刚才说到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改革和立法改革，使得日本国内所有的生产要素在平等契约关系下实现合理的流动和分配。就此再反观中国的生产要素在公有制下的使用效率问题。今年春节大家热刷王菲和那英的怀旧歌曲，提醒了我正是二十年前进入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的，那时社会最热的经济主题便是国企改革，其目标是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变输血为造血，但至今国企改革基本还在原地踏步。前一个目标，所谓政企分开，与我国公有制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甚至有变本加厉的事情，比如政府还作为国有企业的帮凶以欺骗民间资本；譬如我现在在代理一个股权纠纷案件，我方当事人在2011年投资了3000多万入股江苏某国有企业，如今大股东以其未经省国资委审批而主张合同无效。而后一目标所谓变输血为造血，也未见有什么疗效；我从政府网站查了几类数据，国企2017全年利润2.9万亿元，利润率约5.5%，但若扣除从国家财政获得的各种补贴----估计财政部是没有胆量公布这个数字，毕竟国外政府也在盯着这个数字，故参考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约2000多亿，若再排除国家十几个垄断寡头贡献的超额利润---因为这部分利润收入和行政税收的性质类似，不过是运用政府特权将国家所有的稀缺资源划拨给国有企业经营从而表现为企业的经营利润。扣除以上两项之后，整个国企的盈利所剩几无。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得益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技术进步的推动，以及粗狂的资源投入，还有国民生命与健康的交换，从而有了在春晚上自我鼓吹大国形象的资本，但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的不平等交换和严重浪费问题，这个问题被体量的表象所掩盖。再回头看日本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成功原因在于其最终是将国家持有的企业股份通过公开市场卖出。而我们国企改革似是而非的折腾了这么多年，死抱着国家对企业财产所有权的主导地位，又叫嚷着政企分开，绕不开这个坎儿。

总之，在公有制制度下，生产要素的流通必然是有限的市场化，交换的不平等性使得要素所有者难以在经营决策上实现长期效益最优，而所谓的全民和集体所有者与经营者代表分离，也必然无法真正实现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在我们极力鼓吹公有制而认为私有制简直不可理喻的情况下，日本竟然实现了经济繁荣，诸多私人公司进入世界500强排名，以及高效便捷的公共设施等等，日本人不是在作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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