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本案历经一审、二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最终仍以王某败诉、拒绝杨某参加诉讼而告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一审、二审法院还是检察院、再审法院都没有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抓住善意取得制度这一核心法律问题，从而导致判决不具法理说服力，不能令人满意。

　　笔者认为，要正确判明本案，首先要厘定本案中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

　　－、王某与刘某之间就这18万元发生的法律关系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我们认为很明显是赠与关系，这在几次判决中也阐述的很清楚。王某在与刘某同居期间，陆续将这18万元转至刘某名下，其目的是想要刘某保持与其同居，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无偿、实践、不要式合同，赠与标的一经交付，合同便依法有效。但在合同生效后，刘某应王某的要求出具了一张欠条，可视为双方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对该赠与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即如果刘某嫁给别人，其获得的赠与财产返还给王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该解除条件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所附条件无效。但合同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且造成无效的责任显然在王某，王不具有合同的解除权，因此，该赠与合同依法有效。

　　二、王某与杨某之间关于这18万元的法律关系。首先应该明确，王与杨是夫妻关系，这18万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此笔巨款在民法上性质是共同共有。对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在该财产未分割前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同意。在本案中，王某将18万元赠与刘某，显然未征得杨某的同意，因此王某侵犯了杨某享有的共同共有财产所有权，是一种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杨某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王某追偿，这一点在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中也得以阐述。

　　三、杨某与刘某关于这18万元之间的法律关系。前面我们已经阐述，王某与刘某之间是赠与关系，王某与杨某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那么杨某与刘某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这关系到杨某能否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主张王与刘的赠与行为无效而向刘某追偿这18万元，这也是本案的关健。我们认为应当运用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来加以分析，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不知或不应知道）就可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第三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第三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第三人刘某如果取得这18万元时是善意的，那么就取得所有权，杨某也无权主张刘与王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我们认为刘某取得该财产时应当不是善意的，首先，刘某与王某是非法同居，且王并未与杨解除婚姻关系，从一般常理来讲，刘某应当知道该巨额财产是王某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证明。其次，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第三人是无偿取得某项财产，则不论其取得财产时是善意还是恶意，所有人都有权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因此，我们认为，杨某与刘某存在不当之利之债的法律关系，杨某有权要求刘某返还该18万元。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却未运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深入阐述本案。而法院的再审判决却把对货币的占有等同所有，把货币等同无因证券，从而抹煞了善意取得制度。众所周知，有些证券（如票据）具有无因性，但这种无因性是指该证券的占有人在行使权利时可对抗义务人，而证券的恶意占有人并不能以此对抗原所有人向其主张权利。更何况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不是证券，在民法中性质是种类物，民法将物分为物定物与种类物，主要基于以下法律意义：1、基于客体是物定物与种类物，可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2、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不同；3、意外毁损灭失的法律后果不同。货币本质上仍是物，自然应遵循物权的基本原理，遵循善意取得制度，如果货币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占有人将该货币转让，应看第三人取得时是否善意，如果不是善意，所有人当然有权主张转让行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