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到一般的抡打行为导致特异体质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认定应区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罪嫌疑人当时的行为是否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如果有这种可能性，且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该行为，就应当认定为犯罪。此时若犯罪嫌疑人对伤害后果的心理态度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希望并相信可以避免，是过失犯罪：如果其心理态度是希望或者放任，则是故意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致伤的可能性，即使造成了被害人的伤亡，也是意外事件。对于本案，笔者认为，刘某对胡某的死亡存在间接故意的过错，应当负刑事责任。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本案的行为对象看，根据尸体检验报告分析，犯罪嫌疑人刘某的抡打行为，是胡某脑动脉瘤破裂的直接原因，而脑动脉瘤破裂又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刘某的抡打行为与胡某的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是胡某死亡的外因。在本案中，外因（抡打行为）通过中介（脑动脉瘤）导致胡某死亡，对胡某的死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被害人有脑动脉瘤，即使没被他人抡打，只要头部外伤、情绪激动等，也可以诱发脑动脉瘤破裂而死”的说法，笔者认为脑动脉瘤会导致死亡只是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没有正式转化为现实之前，无论某种趋势多么必然，仍然存在着按另一种趋势转化的偶然性。

　　唯物主义认为，必然性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一种发展趋势，人们头脑中关于必然性的观念，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必然趋势的反映。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必然性观念是认识主体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能动性认识结论，只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主观判断和预测。尽管这种主观判断在正确时有其客观基础，但这种观念性的认识本身却属主观的范畴，在其本身还没有正式现实化之前，即使是主体的认识不发生错误，也不能排除仍有不现实化的偶然性可能。由此可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绝对对立的。换言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即使存在某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成为现实之前，同时还一直存在着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偶然可能。假如某种事物本身一旦存在特定的必然性的发展趋势，便将这种趋势等同于现实化，从而否定了该种趋势偶然不现实化的情况，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在本案中，刘某的抡打行为是将必然性转化为事实性的决定性因素，对导致胡某死亡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在主观上，对于被害人的伤害，刘某存在间接故意的过错。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行为人本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的根本内容是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明知，在此基础上还应包括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犯罪客体”和“作为选择要件的犯罪对象等客观事实情况”的认识，但是行为人对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因素的认识，只能是一般和大致的认识，而不是确切的或精确的认识。对其中某些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法律知识才能认识其具体界限的事物，更不能要求有精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要求行为人必须在犯罪时明知其行为必然导致被害人伤害或死亡，否则就不能成立犯罪主观方面的故意，这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只能放纵罪犯。从本案看，用六棱钢钢制撬棍（长约1.6米，粗约6公分）抡打他人头部，作为精神正常的被告人根据当时客观情况和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应当明知自己的抡打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伤害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刘某行为时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并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也不是不能预见，故不是过失犯罪，也不是意外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