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以滥用职权罪定性。王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同时2002年12月28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修正的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王某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的活动中未按法定程序将摩托车评估抵债，致使案件得不到正常执行，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人民法院的声誉，王某也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但比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刑法三百九十九条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定罪，一是本案发生在1998年元月，当时刑法没有规定有执行、裁定滥用职权罪这个罪名；二是执行、裁定滥用职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而根据刑法三百九十七条规定，滥用职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从旧兼从轻原则”，对王某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为宜。

　　第四，不超过追诉期限，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判断本案是否过追诉期，关键是要看此案在本案中，不法侵害行为如何计算。被告人王某扣押被执行人张法日本产铃木125型摩托车一辆，既不按规定将摩托车交回法庭，也不按法定程序将摩托车评估抵债，擅自将扣押车辆交给某镇辛村村民李占群长达7年之久，致使李海上访告状不止，不法侵害一直持续到现在，犯罪行为结束之日就是摩托车追回之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王某的犯罪行为未过追诉时效，应以滥用职权对其定罪量刑。

 朱萍萍 胡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