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

    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司法的理想目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疑罪案件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何谓“疑罪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疑罪案件是指那些虽经过反复侦查、调查，所得证据仍不足确认有罪而又无法排除重大嫌疑的案件，或者是依所得证据难以确定犯罪情节轻重的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疑案的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疑罪从轻是指尽管不能确定被告人犯罪，但仍然可以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来处罚，但量刑时可以考虑从轻。疑罪从无从完成刑事诉讼任务来衡量，有利有弊。利在防止冤枉无辜，保障人权；弊在导致个别犯罪分子逃脱法网。但权衡利弊，采用疑罪从无原则，使公安司法机关更为谨慎主动，从根本上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两利用”情况下，收钱的人与送钱的人的主观心态有两层，一是我是领导，他们给我钱，是让我利用职务便利多多关照；二是提供了技术帮助，理应收钱。相应的，使所谓“贿赂款物”的内容也变得复杂化，既有买（卖）权的意思，又有技术付费的意思。笔者认为，在“两利用”的情况下，认定受贿无疑是加重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使技术服务的报酬部分也按犯罪进行了处罚。在不能分清利用职务与技术服务份额的情况下，应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做是无罪的人。”但是，由于对领导干部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对其收入应采取从严的精神。由于不认定犯罪，案款不能没收，但也不应发还行为人，而应交给行为人单位处理，因为行为人所得并非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技术服务报酬，而是搀杂了职务便利，不应认定为正当收入。

    三、我国公众对反腐败的规范意识和认同感

    笔者认为，对“两利用”的定罪问题，还必须考虑我国的社会现实，考虑公众的规范意识和刑法认同感，以寻求法律解释的合理性。从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来考虑，大部分人都认为，刑法对受贿罪打击锋芒的落点应该是那些纯粹“卖权”，严重玷污公职人员廉洁性的贪官污吏，对于确实拥有一定技术，并且将技术加以运用，并创造财富的人，即便收取好处，也似乎“合乎情理”，尚在公众对现阶段腐败的容忍范围之内。只有严格将两类程度不同的收取财物的行为区分开来，并采用不同的手段加以打击，以此为基础得出的判决结论才是公众可以接受的，才符合一般国民的规范意识，才可以充分发挥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作用，公众才会更加有效地配合打击和预防犯罪，否则，公众对此类案件被告人产生同情感，对国家的刑事政策产生怀疑，使刑法在保护公众合法利益和调整公众行为规范的过程中遇到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