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很难将法与“模糊”这一字眼联系起来，二者似乎是两个毫不相 干的概念。强调法的模糊性必然会招致很多(不加思索的)非议。人们历来认为法是明确 的、肯定的，易于把握和运用，不会也不应当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认为所有的法律问 题都能顺利地产生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一旦深入到法的适用层面，并且随着法 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尤其是部门法专家，越来越多地发现，抽象的、明确的法律规则 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模糊不堪，执法者常常在疑难案件面前 抓耳挠腮、左右为难。人们开始意识到法除了明确、肯定的一面以外，还有模糊的一面 .

　　正如模糊数学不是让数学放弃它的精确性，使数学变得模模糊糊，而是用定量的数学 方法去处理具有模糊性的现象，从模糊性中寻求确定的信息，①(注：参见《模糊系统 与数学》1987年第1期之《发刊词》。)研究法的模糊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法的明确性， 去追求模糊，“而是在法律的确定性中寻求不确定，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②(注： 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辨析》，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 期。)也即试图通过引入模糊数学的思维方法，从多学科角度去认识和利用模糊性，克 服不必要的、消极的模糊，达到和接近确定性，以实现立法的准确客观和执法的合理公 正，从技术层面上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一

　　对法的模糊性的认识，乃20世纪才显端倪。50—70年代，西方法理学界发生了哈特(英国)—富勒(美国)、德夫林(英国)—哈勒和德沃金(美国)—哈特三次著名的论战。③(注 ：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10页。)哈特因 此而声名大噪，成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祖师爷。而法的不确定性，是哈特的重要学 术思想之一，也是三次论战的重要话题。他认为：“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而言，除 了一些明确的标准情况之外，还存在一些模糊的情况……原始法和国际法就是这类模糊 的典型”，“并非像法律、法律制度之类的复杂术语才迫使我们承认既有明确的标准情 况，也有引起争议的边际情况”。④(注：哈特(英)：《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而哈特的论敌富勒也适当肯定了法的模糊性：“对法律的 明确性的要求不能过分，一种华而不实的明确性可能比老老实实的含糊不清更有害”。 ⑤(注：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与 哈特分歧更大的德沃金也无法彻底否认法律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也像哈特一样，主 张法官应“有时这样做，有时那样做”。⑥(注：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章。)而同一时期的另一美国著名法学家弗克兰则彻底否定 法的确定性，认为法律的确定性是人类的一种幻想，是一种神话—“基本的法律神话” ，“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和有变化的”。⑦(注：参 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章。)尔后的法学家如G ·皮勒从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分析入手，D·凯尔里斯则从分析遵循先例入手，肯定了 法的不确定性。⑧(注：参见解兴权：《法律及其推理的确定性论析》，载《甘肃政法 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西方法学界虽然尚未单独系统地提出法的模糊性这一概念， 但是法的不确定性却已成为当代西方法学界谈论的主题话语之一，而他们所指的法的不 确定性的某些方面正是本文所称法的模糊性的重要内容，有时二者含义甚至完全重合。 不过，尽管西方法学界较早地认识到了法的模糊性，但他们一般只看到了法的模糊性的 一个或几个方面，而且往往一概称之为“法的不确定性”。这种认识迄今为止仍然比较 感性、零乱，尚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或学派，更没有将自然科学中的模糊论引入法律科 学。故没有寻找到解决模糊性问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