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选择了一条经济路径而不是另一条时，它也通过赋予经济义务而造就了政治上的原动力。这里的副产品——政治责任——可以影响到路径的稳定性，因为一些类型的责任比起其他的责任会更有力地影响政治制度(由于利益集中或者它们与既存的政治制度相契合)。掌权者们通常发挥自身的影响来维系自身地位并且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的产生。近来经济分析的质疑主要集中在，究竟经济上重要的路径依赖(即，强度路径依赖)是否存在。我相信，这种怀疑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一些路径依赖的理论家们没有将路径所产生的信息成本结合到它们的理论中，也没有结合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注：参见，例如s.j.liebowitz & stephen margolis，path dependence，lock-in，and history，ii j.l.econ.& organization 205，217-22(1995)。公平地说，作者们——对经济路径所作的分类和我所作的并没有很大不同——分析了是否准则以及准则的第一个鼓吹者具有的优势能够导致公司与技术上次优的经济锁进状态;他们没有提供有关路径依赖和法律制度的一般性理论，因此也就不应该为忽略了公共选择问题而受到责难。)。当信息和政治选择在路径依赖理论中被忽略时，认为强度路径依赖根本不存在的观点就很正常。但是，在信息劣势妨碍我们考虑其他路径时，我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这些劣势正在阻碍进化。因而，路径依赖的鼓吹者们不可能“指出”我们会有以信息为基础的强度路径依赖(注：可以肯定的是，克服公共选择的障碍的成本是高昂的，一如我们要获得新技术而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人们可以撇开强度路径依赖的概念进行定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信息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使路径具有强度的依赖性，有人可能会认为正确的分析途经是忽略路径依赖而直接关注公共选择或信息理论。进言之，将这些障碍视作路径依赖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进度，使我们只是关注由路径产生的信息缺陷和动态的公共选择效果。从这里开始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讲述有些类似于mancur olson在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and social rigidities(1982)一文中的描述。)。

　　“虚假”的路径依赖可能会与这三种“真实”类型相混淆。今天，我们会为拥有一条弯路大感不快，因为直路的情况会更好。由于当时没有建成直路，我们现在每每感到被弯路的曲折和不效率所困扰。我们会认为我们是路径依赖的受害者，但是我们错了，因为从当时来看，如果我们早些时候投资直路的话，猎除狼的成本远比今天拥有直路所带来的收益要大(注：狩猎的成本是由时间调节的，因为一个社会将没有用于狩猎而节省下来资源投资于其他地方获得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净值，可以视为我们拥有弯路并且避免猎除狼的沉重成本。有关所有路径依赖理论都是“虚假”的怀疑使得一些人谨慎地对待路径依赖理论(注：再一次说明，出于信息成本和公共选择成本的考虑，我们可以将所有路径依赖的描述放到同一分类当中。并且要注意，弱度路径并不是“虚假”的路径。一个虚假的路径是指一条没有被实际采用的路径，这是因为一旦采用可能付出更大代价，也许在表面上看来，当初采用这条路径会更好。)。因此，我称这种成本来自起始而每当成本增加时也增加路径依赖程度的模式为“虚假的路径依赖”，以区别于弱度，中度和强度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