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与框架

　　本文通过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比较来回答提问。有必要交待，纠纷解决机制[16]多种多样，但在此仅比较两者，暂不涉及社会型救济，对公力救济也只考虑司法救济（尤其是民事诉讼）而不涉及行政救济，对私力救济则以实证调查的陈鸿强民间收债个案为中心。这也许是比较分析的一个缺憾，但之所以使用这种方法，理由包括：第一，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司法救济）对比度大，便于说明问题，其他情形大抵可通过影响两者因素的不同组合来解释。第二，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理想类型分析的学术进路被广泛运用，类型化比较在技术上更便利，条理上更清晰。[17]第三，深刻重于广泛，广泛可能影响深度，为深度可适当牺牲比较的广度。第四，深入的类型化比较足以展示人们行为选择的机理及其制约因素，并不必以穷尽和对比一切纠纷解决机制为前提。第五，这种比较方法有助于本文通过私力救济而论及公力救济、民事诉讼、司法、乃至法治问题。其他纠纷解决形式本文将在适当时论及。

　　需强调的是，本文立足于特定个体、具体事件、个别情形、不同场景的对比，而非面向一般结论的普遍主义视角。在我看来，普遍结论并不重要，即便本文作一般性论述，也旨在说明个体行动选择的因素。不同当事人置身于千差万别的纠纷中，其个性、背景、社会地位、实力、地域、知识、观念、习惯等各不相同，其行动必定是个性化的选择。当事人不论选择民间收债还是民事诉讼、私力救济抑或公力救济，往往都有自身的逻辑。有人选择公力救济，有人选择私力救济，有人先诉诸私力救济后转向公力救济，有人先寻求公力救济后倒向私力救济，还有人回避或不了了之。本文无意证明私力救济相比公力救济更优越，抑或相反。这并不重要。事实上，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各有利弊，关键并非谁更优越，而在于哪种方式更适合特定个体、以及他何以选择。本文旨在揭示人们行动的制约因素及其选择机制，尤其是为什么有些人有些情形下选择私力救济，同时也对比性地论及：为什么有人选择公力救济。

　　当事人的纠纷解决行动适合以经济学来解释。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追求自我利益，以收益最大成本最小为目标，并运用不同手段通过理性行动来实现目标。理性行动者模型[18]在强调实证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中占据支配地位。依最大化原则，个人追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个人行为（并因此集体行动）将对未来可预测的成本—收益变化做出反应，个人是其行为的最佳法官。[19]而效用不仅仅指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收益。理性人行动可基于多种动机，追求物质利益只是一个方面，他还可以有感情、信仰、正义感、荣誉感。理性行为不等于自私自利，一有机会就自私地行动，更不必损人利己，一位理性行动者也许会放弃短期收益而追求中长期收益，也可能实施利他行为。当然，利他行为在理性人框架下通常被视为持续互利交换格局的组成部分。

　　成本—收益比较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是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也是本文对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主要维度。“当事人将把他们对法院裁决的预测，及其对其他解决方法，诸如仲裁和私下解决的有关费用的预测加以比较，从中选择他们认为成本最低的方法。”[20]经济学家把行为人直接承担的成本称为私人成本（private cost），直接获取的收益称为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但个人行动不仅涉及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还可能给他人施加成本或带来收益，这就是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总和构成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外部收益总和构成社会收益。理性人基于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的比较做出行动选择。当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时，个人选择最优，当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时，达到帕累托最优。[21]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选择取决于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收益、条件和机制的对比，行为人依最大化原则对不同的制度安排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