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科（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转向选择功能性课程的争论，随着在1928年Yong B. Smith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而开始。由于反对这一任命，现实主义的核心集团成员（William O. Douglas， Hessel Yntema， Leon Marshall， Herman Oliphant， Underhill Moore）辞职了。功能性课程保留了下来，但Smith终结了现实主义学者试图将社会科学研究加入到法律教学研究中的努力。[42]

　　经典现实主义者经常提到应进行经验性研究，然而相对而言他们却很少真正身体力行。[43]John Henry Schlegel教授考察了 Charles Clark 教授、William O. Douglas教授和 Underhill Moore教授的工作。[44]他总结说：“美国法学界的思想是一股连贯的高度理性的力量，以其看来，法律现实主义不啻是一头钻进了沙堆，”[45]他解释道：

　　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死亡，其原因是：（1）其产生的制度化环境是暂时性的；（2）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的个人特质；（3）使这种研究的冲动同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相互结合的困难。[46]

　　Schlegel向我们揭示，耶鲁的先驱者发现，对法律进行经验性研究非常耗时且成本昂贵。他针对耶鲁的法律现实主义者指出：那是一个优秀的团队，他们具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愿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47]经验性现实主义研究者的工作在面临经济萧条和资金短缺的压力时往往不得不半途而废。此外，耶鲁作为一所私立大学，需要依赖于有钱的捐赠者。很多捐赠者不喜欢研究者的政策，也不喜欢他们所作的研究中涉及到的美国法律制度的意识形态问题。[48]然而无论如何，Clark及其同事在其研究中发现，在州法院的民事诉讼中存在许多实质上属于行政性的因素，并且发现了刑事诉讼中诉辩交易的作用。[49]当然，一些经验派的法律现实主义者找到机会，到华盛顿特区参加制定新的法案，并发现这远比他们作为边缘学者的工作更具吸引力。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前，曾经作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在其任上进行了大量有关破产法的经验性研究。[50]

　　Schlegel还报告，许多法学教授认为，耶鲁学者所作的经验性研究是不适当或过于琐细的。他描述了一些改革者的反应，例如，Felix Frankfurter教授（后成为最高法院法官），说他“知道”法院中存在许多问题。[51]但是，当Clark教授关于州法院事务的经验性研究并没有证实他的预测时，这些改革者就无视或攻击Clark的工作。[52]Schlegel这样形容这些改革者：“当收集的事实不能立即有利于某一改革目标时，常常被认为其学术价值不值得出版，同样，如果收集的事实不符合设计者的模式，就会被视为‘不适当或过于琐细的’”。[53]回避或否认经验性研究的发现，在法学教授和最高法院法官中也一直是非常典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主要资助。[54]大多数基金资助用于Henry Kalven和 Hans Zeisel教授主持的著名的陪审团研究项目，[55]但我们不应忘记Soia Mentschikoff教授所做的仲裁研究项目。[56]这两个项目发展了一种研究法律问题的新的研究方法，二者都出版了其有益的发现，也都不再将研究的重点置于传统的上诉判例领域。[57]然而，这些研究最终对于传统的美国法学学术界至多仅产生了一些微妙和间接的影响。[58]

　　陪审团项目提醒我们，对于运行中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可能会招致争论，并可能使研究者及其所属机构受到抨击。在得到有关的法官和律师的认可之后，研究报告记录了一个实际的陪审团在一个真实案件中作出裁决的过程。[59]其主旨在于确认一种基于对陪审员和法官的经验性研究所得到的关于陪审团运作的观点。[60]这种“对陪审团的烦扰”引起了一片关于禁止多数这类研究的叫嚣声[61]，并产生了一条联邦法令。[62]这个社会的一些掌权者并不欢迎这类违背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陪审团审判是对我们法律体系进行平民民主监督的一种强大象征。某些律师协会的领导人担心这类研究会给陪审员带来消极的影响。此外，这个项目进入到一个真实的陪审团的私密领域，可能会使一些陪审员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可能为人抓住导致对自己的不利。最后，由于芝加哥大学具有共产主义（党）倾向，因此导致了由政治因素而引发的指控。该项目的领导之一Kalven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民权自由主义者，曾经对1950年代反共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进行过不懈斗争。这种指控从未被清楚地阐明，但显而易见，那些反对这一项目的人断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正在瓦解美国学院派的传统和精髓。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稳妥，因为近年来，已不会再有人以共产主义倾向为由对该法学院进行攻击。[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