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霍菲尔德所区别的“权利”的第三种意思涉及到个人改变既定法律安排的能力或权力。我享有把这台打字机出售或按我的意志留给某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更多地涉及行为的效果而非我当下所作出的行为（如把打字机给你）。通过出售打字机，我给法律关系带来了变化：别人现在获得了所有权所涉及的一切权利（特权、要求权和权力），而我现在则获得了义务，而且是与这些权利相关的义务。那些权力本身不是与义务相关，而是与责分（liabilities）相关：如果我享有一项法定权力（legal power），某人（或一切人）就有责任使他的法律地位按我的意志来改变。不过，沃德伦指出，我们也要注意，权力可以独立于其他种类的权利存在，例如在某些情形下，托管财产管理人负有不得把托管财产转让给他人的义务，这样，也没有特权或要求权去转让财产，但是，如果购买人未经通知而行动并且是诚实信用的，他就有权力去使这样的转让生效。

　　（4）有时我们用“权利”一词不仅来描述权力而且来描述与权力的缺乏相关的东西－一种对法律改变的豁免。如果P享有一项与X相关的豁免，那么，Q（或许每个人）就缺乏改变其与X相关的法律地位的权力。宪法上所保障的特权和要求权通常也涉及到豁免：不仅是我没有义务不去做X或者不仅他人有义务让我做X，而且，没有任何人－即便是立法机关－有权力改变这种状况。与它们相关的义务和权利免于法律改变。

　　这些概念区分，不仅在法定权利的分析里得到发展，而且在道德领域里也有明显的可适用性。尤其是，在道德上的特权和道德上的要求权之间的区分，对于发展人权理论和将它们与道德的其他方面相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沃德伦认为，在权利分析里，还有霍菲尔德留下的一些未解决的颇成问题的方面。当权利理论家们力图将权利分析扩展到政治关怀的新领域的时候，这些方面变得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关于义务的概念。有这样一些义务，即便在实在法里，它们也远不是直截了当的概念。涉及刑法的义务概念，可以说以直接的制裁为后盾的明确要求或禁项，但在其他场合就不那么简单了。例如，在民事案件里，援用制裁或有效执行，有赖于提起某种程序的要求。在这些案件里，义务概念似乎已经涉及权力和责分的概念。当然，在道德义务里，义务观念可能是某种象《摩西十诫》那样严格和特定的东西，或者，它更广泛地表示任何关于应该或不应该为某种行为的合理期待。尽管已经作出了一些尝试去更精确地确定道德义务概念，但是，那些尝试总是被实际用法弄得很尴尬。[35]我们需要确信，当我们在道德领域里运用霍菲尔德的分析的时候，应该预料到，关于道德权利的要求会反映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折磨着关于一般道德义务和责任的要求。这无需被当作对道德权利观念的批评，但是，它提醒我们对这类主题的精确度给予适当的警惕。

　　一般说来，霍菲尔德的要求权被视为最接近于政治道德里的个人权利概念。例如，说P享有言论自由的自然权利，通常是说（或许在其他事情里）人们对他负有不干涉他自由表达其见解的义务。但是，这提出了如下问题：什么是对特定的个人所负有的义务？对P所负有的义务的概念怎样有别于关于一项义务的简单概念？当一个人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我们不仅说某种错误的事情被做了，而且说权利享有者被错误地对待。他被认为与义务和违反义务的案件有着独特的关系：他能够有效地要求义务履行，并且，和其他人不同，当义务被违反时，他有资格去控告。只有到我们明白了这种特殊关系的性质，我们才能最终从对义务的叙述转移到对个人权利的叙述。[36]

　　对霍菲尔德权利概念的解读，还提醒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定义是靠不住的。必须在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里来理解和叙述权利概念。这样的理解和叙述反映着权利理论家们的不同理论预设和偏好。也只有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才能够细致地揭示权利概念的丰富内涵。